我们迈进了一个新世纪，一百年来，科技确实有惊人的进展，有无以数计的发明与发现。其实人类就一直在追求克服大自然的工具，要改变环境来适应人类。但是人类是千万年的演进动物，是个逐步的演进与环境的适应，我们的发明与发现只不过是演进的一个步骤。
科学家在实验室「闭门造车」发明了许多新科技，发明者当初的用意可能仅在于改善某一项日常生活的细节，后来有人把这发明应用到新的领域，达成新的功能，这就变成一种新科技，也就改变了人类的许多生活方式。
　　举个例子：当初引擎的发明，仅是想用来代替马车及耕田的牛马，但最后被应用到汽车、飞机、潜水艇等，造成工业大革命，影响了整个人类的社会形态。再说半导体的发明也是如此，由电子而电脑、太空、国际贸易等都是依赖这项发明。这些发明的应用都大大地出乎发明者的原先用意。
　　又来看许多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研究，当初可能仅是为了满足研究者的好奇心，或仅是单纯的基础学术探讨，但这些研究成果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应用而变成新的科技潮流，造福人群。
　　但是一个科技的进步也会带来许多未知数、副产品、或后遗症，刚应用新科技的当时或许不会感到任何威胁，但是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后却会发现这些科技带来未曾预期的灾害。有些发明与发现会呈现短期性的效益，但有时候却带来长期性的灾害，这是每一个新科技可能会带来的危机。下面我们来看几个科技进展的前因后果：
(一)一九五三年，华生 (James Watson) 与克里克 (Francis Crick) 两位发现DNA的结构 (一九六二年得诺贝尔奖)。而奠定了医学、分子生物、生物科技的基础。预期再过二年，人类的基因图谱就会完全被解读出来，好像就快要探出生老病死的奥秘。动物的复制已经成功，人类的复制也呼之欲出。如果人可以复制，那将会大大地影响到社会、伦理、政治、经济等等的问题。
　　又如生物科技带来植物的基因转殖，尤其是食物的基因改质，每一种植物都是经过千百或万年的演进，现在因为人类的需求就去改变植物的基因组合，这是个剧变，目前没有人(包括科学家)能够告诉我们植物基因组合的转殖会带来什么样长远的后遗症。
(二)一九三○年后期，费米 (Enrico Fermi) 研究原子的链锁反应 (一九三八年得诺贝尔物理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费米与许多有名的科学家在洛斯阿拉莫斯 (Los Alamos) 共同制造出原子弹，两颗投在日本长崎与广岛的小小原子弹就杀伤了十万多人，人类首度见识到核子武器所带来的世纪大惨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核能转变成发电厂的能源，曾经解决了能源的危机。但是核能的威力与防不胜防的安全问题，却引起世人的高度关切。在选择经济发展与环境安全之间，究竟应不应该盖核电厂，台湾正陷入挣扎中。
(三)一九五○年代杜邦公司发明 Freon (氟氯甲烷)，用来当冷冻剂、洗涤剂、喷射助剂等而牟大利。但到了一九八○年代，科学家却发现 Freon 会破坏大气的臭氧层，天空呈现破洞，紫外线直射地球，大大地提高某地区居民的皮肤癌罹患率。一九九五年诺贝尔化学奖的三位得主就是研究多氟氯化合物在太空的化学反应。美国已经严令禁止制造与使用 Freon，但是许多落后国家仍继续制造与使用，罔顾国际公法与道义。
(四)一九四五年，瑞士的化学家穆勒 (Paul Mueller) 发现DDT (Dichloro-diphenyl- trichloroethane) 能杀除蚊虫、避免疟疾蔓延，一时之间DDT普及全球，看似功德无量，促使穆勒在一九四八年因此获颁诺贝尔生理/医学奖。但是到了一九六○年代，科学家惊讶地发现这类杀虫剂会破坏生态，带来长期环境荷尔蒙 (Environmental hormones) 的灾害。虽然早在一九七二年美国已率先禁用DDT类的杀虫剂，但至今，地球上很多地方都还残存DDT的遗毒。环境荷尔蒙会影响到整个人类的福利、健康与安全。它有许多危害是无法挽回、或得经过一段长期的保护才能复原，它对地球上的生物有莫大的威胁。
　　故一个科技的发明，究竟是福是祸，必须经过时间的考验才能下定论。我不是反科技、反进步。但是我们应该谨慎、严密。不要贪图一时的利益、不要有成见、要把眼光放这远些，这也是科学家做研究的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