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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世界历史长河，在文明形成的历史时期，西亚、北非、东南欧、古印度河、中国、中南美洲这六大原创文明，先后普遍面临着影响全面、决定命运的三大危机：民族部落内部矛盾引发的战乱危机———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生态剧变的危机———外敌入侵的民族生存危机。
其他五大原创文明，无一例外地由于未能很好地处理上述三大危机，而发生中断或断裂，而沦为“失落的文明”、“湮灭的文明”。惟有中华文明，靠着相对独立的生态地理系统，加之形成之中的中华民族精神，先后顺利地战胜三大危机，开创了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多元一体、连续进化的综合创新模式。
第一大危机，需要追根溯源到中华文明形成的原创时代，即五千年后的“炎黄时代”。形成过程中的原始的中华民族，炎帝、黄帝、蚩尤等诸多民族部族之间，战乱蜂起，民不聊生，而黄帝既是中国原始国家的首创者，又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首倡者，他带领中华民族顺利地闯过了第一次大危机。对内“修德”，以改善民生；对外“振兵”，以安定百姓，是黄帝创立国家、削平内乱的主要两手。
第二次大危机，则是在四千多年以前。在夏、商、周三代时期的起点上，洪水泛滥，生态剧变，给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危机。“大禹治水”的历史故事集中反映了这个时代主题，中华民族精神也由此初步确立起来。
按照《尚书·尧典》的记载，中国遭受的洪水，是非常大的。大禹治水，主要靠两手：一靠艰苦奋斗，团结众人；二靠因势利导，科学治水。在治水方法上，禹汲取了鲧的经验教训，变堵截为主为疏导为主，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科学技术。其成功之道，在于抓了两手：一手抓身先士卒，治水安民；一手抓生产生活，改善民生。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至今仍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典型象征。
第三次大危机，则是从近两千年前开始。当时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南下入侵，往往给农耕为主的农耕民族，带来严重的生存危机，从秦始皇到汉武帝时代，中国彻底实现了统一大业，并实现了国家制度上的重大创新，建立起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强大帝国，并大力修筑万里长城，以保证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这是中华文明与古代国家的定型期，古代中华民族精神也由此基本定型。
纵观世界文明史长河，北温带农业民族怎样处理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命运攸关的重大课题。与汉朝几乎同时兴盛的古罗马帝国，还有更早些的古印度河文明，西亚两河流域文明，几乎都由于生态剧变、内部矛盾，加上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大举南下入侵，先后发生严重中断，变成“失落的文明”。
而中国的特点，则是早自春秋战国时代后期开始，特别是在秦始皇到汉武帝时期，经过长期努力，彻底实现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个层面的国家统一，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大帝国，成为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维持农耕民族和平发展的强大政治保证。对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来说，这种统一的国家制度，都是一项决定命运的重大制度创新。
这一时期的中华民族精神，还特别集中地物化为万里长城。修筑长城，经过了近两千年的漫长过程：春秋战国长城———秦长城———汉长城———明长城。长城通常称“万里长城”，实际上却是“十万里长城”，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到一起总长约五万公里，十万华里。在那个时代，这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伟大工程！
长城不是一道简单工事，它体现了三大历史功能的有机统一：军事防御功能———保护经济功能———联系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民族纽带功能。“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万里长城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典型象征。“众志成城”，“同仇敌忾”，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
古代中华民族精神，集中体现在作为“六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中。传说周文王拘而演《周易》，而孔子晚年作《易经》。其中最核心的逻辑起点，是乾坤两卦：乾卦主要取象于天，核心观念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人对自己要严，要像苍天风雷那样，勇猛无前，奋力拼搏，无私奉献；坤卦主要取象于地，核心观念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要像大地母亲那样，待人要宽，以宽厚为德，包容别人，包容万物，不求利己，不求回报。经梁启超、张岱年先后倡导，《周易》中的这两句话“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为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表征，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
中国近代转型期：战胜六次危机的近代中华民族精神
不应讳言，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古代辉煌的中华文明，在近代工业化转型期，却屡次失利，严重滞后。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六次打进中国，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先后六次陷入民族生存的危机之中。然而，也正是在抵抗外侮、战胜危机的英勇斗争中，升华出“万众一心，振兴中华”的近代中华民族精神，激励着一度落伍的中华民族，转败为胜，变弱为强，死而后生。
中华文明近代落后的外部根源，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年间，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先后六次发动的对华重大侵略战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使近代中国陷入了“落后、挨打、更加落后”的恶性循环圈中。
—1840至1842年，英国发动了侵华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这是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一次危机。
—第二次危机是1856至1860年，英法联合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三次危机是1884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
—第四次危机是1895年，由日本侵略引起的中日甲午战争。
—第五次危机是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的侵华战争。
—第六次危机是1931至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
从1840年到1949年，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一百零九年间，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先后发动了六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大大加剧了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严重危机，大大加剧了中华民族的屈辱贫穷落后的地位，大大加剧了中国近代发展的滞后状态。正是这历史的与现实的、内部的与外部的根源，综合到一起，造成了中华民族的近代落伍。这是中华民族永远刻骨铭心的一段历史悲剧，也是激励中国人民发愤图强的强大历史动因。
在世界历史的这一页中，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外殖民地侵略的狂潮之中，许多古老的民族国家成了殖民地，如历史悠久的埃及、印度、西亚诸国、中南美洲各国……但是，中国没有亡，中国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这不仅是由于列强的矛盾，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内因根据，就是有近代的中华民族精神作为脊梁，无数中国的志士仁人，奋起抗争，慷慨悲歌，宁死不屈！一部一百零九年的中国近代史，不仅是一部包含六次危机的沉沦史，而且是一部可歌可泣的中华民族奋起抗争史！
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是力主禁烟、奋起抵抗的第一位近代民族英雄。他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实现了自己的人生誓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关山万里残霄梦，犹听江东战鼓声”。
1890年的戊戌变法，堪称是近代史上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次初步尝试。谭嗣同慷慨就义真是“燕赵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上古已然，于今为烈。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与现代化的伟大先行者，在中华民族危机最深重的年代，他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成为倡导中华民族精神近代革新的第一人。“万众一心，振兴中华；发愤图强，后来居上”———这就是孙中山先生首倡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即把民族忧患的意识与民族振兴意识熔为一炉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振兴中华奉献毕生。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不仅同陈独秀一起，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现代化旗帜，而且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倡导“少年中国精神”，实现了民族精神的创新。在年仅39岁的时候，面对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他毫无畏惧，从容就义，用自己的生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以毛泽东、瞿秋白、方志敏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以抛头颅、洒热血的大无畏牺牲精神，面对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困境与危机，毅然开辟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道路，写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的壮丽诗篇。为呼唤民族精神，毛泽东写下这样的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正是因为有了从林则徐到孙中山、从李大钊到毛泽东所呼唤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有了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有了人民军队与人民战争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因而在灾难最沉重的第六次危机中—在抗日战争的伟大烽火中，中华民族开始了转败为胜、转弱为强、转死为生的划时代大转变！
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时代大潮推动下，久经磨难的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战争，赢得了和平，赢得了九死一生的现代化转机，也赢得了中华民族精神在烈火中的新生！
民族精神乃是民族文化、民族智慧、民族心理、民族情感的集中表现，是一个民族价值目标、共同理想、思维法则、文化规范的最高体现。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又是紧密联系、休戚相关的。因而可以区分出古代传统的民族精神与现代革命的民族精神。二者之间既有一以贯之的血缘联系，又有不同时代的重大差异。
如果说《周易》经传中贯穿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红线，是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的话，那么，近代以来一直孕育着一种现代革新的中华民族精神，鲜明的时代特征就是力求把振兴中华的民族自信意识，与忧国忧民的民族忧患意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核心内容就是强调：中华民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让我们筑起新的长城：“万众一心，振兴中华，发愤图强，综合创新”。这就是现代革新的中华民族精神，就是中国文化的时代主旋律，就是现时代的中国心、中国魂，就是中华腾飞的强大精神支柱！
改革开放新时期：战胜五个难关，
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
正是改革开放、经济起飞、国家统一、文化复兴这四股大潮，汇聚在一起，必然使这种现代革新的中华民族精神空前强烈、空前普遍、空前高涨———这是中国思想文化跨世纪的发展潮流，是一种不可阻遏的时代大潮，是催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腾飞的巨大精神源泉！
不过，改革开放也不是一路顺风的，在迄今为止的20多年时间里，至少先后遇到了五道难关。党中央领导带领我们，以开拓创新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作为强大动力，越过了一道道难关。
改革起点上的第一道难关：十年浩劫，“两个凡是”。
万事起头难，改革也是如此，第一步迈出是特别艰难的，有两大难处最为突出：一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十年浩劫，破坏严重，积重难返；二是当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企图固守毛泽东晚年错误，固守僵化模式，固守僵化观念。就在此时，邓小平从民族精神、民族命运的高度提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改革终于突破坚冰，开始启动。
改革关键期的第二道难关：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20世纪80、90年代之交，是当代世界历史中一个急剧变化的转折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当代社会主义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曲折。在1989年政治风波中，中国也发生了重大动乱。世界上的一些反华敌对力量，把和平演变的主要矛头转向中国，采取了制裁中国、封锁中国、孤立中国的强权政策，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同时，东亚经济持续起飞，中国经济发展却因整顿而滑坡，这更加剧了外部压力。在这双重压力下怎么办？有些“左”的理论家、政治家退缩了，吓坏了，企图退守僵化模式。当年中原突围出奇策的邓小平，这次又处变不惊，出奇制胜，提出了面对变局的两步韬略：在变局未定之时，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在变局初定之际，出奇制胜，转守为攻，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速发展。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中国的改革目标，在克服危机中迈出了关键一步。
改革关键期的第三道难关：体制转轨，加快发展。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后，中国开始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期，同时也开始了加快发展的经济起飞过程。既要体制转轨，又要加快发展，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未遇到的空前难题。经济失控，乃至经济过热苗头的出现，亮出了危险信号。从1993年6月起，在邓小平支持下，中共中央果断采取了加强宏观控制的系统措施，成功地实现所谓“软着陆”，终于找到了难题的解决办法。
改革关键期的第四道难关：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中国。
从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之日起，一场后来席卷全球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悄然袭来，在强大的冲击之下，许多人预言人民币必然贬值，中国经济必然崩溃。然而，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党中央沉着应对，先后采取了四个重要步骤：第一步，预先防范，去掉泡沫。早自1993年6月起，就为防止过热、防止泡沫，打下基础；第二步，稳定币值，沉着应对。人民币不贬值，不仅对中国有利，而且对周边国家负责，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第三步，扩大内需，自我动力，通过发掘内部市场、内在动力，解决了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后来还提出了西部大开发重大决策；第四步，总结经验，全面创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是内部腐败型政府主导市场经济，而政治体制创新不多，外部搞“雁行模式”、发展模式，经济结构创新不足。在总结这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不仅克服了东南亚金融危机造成的消极影响，而且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引，开始了全面创新的探索。
改革关键期的第五道难关：九八洪水，特大灾害。
1998年夏天，我国发生了特大洪水灾害。江河横溢，洪水泛滥，千里决堤，一片汪洋，冲毁了无数人的家园，威胁到中国广大人民的生命安全。洪水冲垮了一些堤坝，却不能冲垮中华民族精神，正是在这种民族精神的支撑下，全党全军全民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抗洪斗争之中，谱写了新时代的“大禹治水”篇章。
也正是在总结上述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江泽民在《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特别鲜明、特别突出地提出了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问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中，历经磨难而信念愈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呢？江泽民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华民族的精神，最突出的就是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精神”。
2002年11月，十六大报告把民族精神问题提到一个新高度：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
在新时期、新世纪、新千年的起点上，一场非典型性肺炎的传染性疾病，突如其来地袭击了中国的一些地方。它是一种过去人们不了解的新病毒、新疾病，人们了解它、战胜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但中华民族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只要我们弘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弘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民族精神，筑起一道新的长城，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战胜疾病，我们的伟大祖国、伟大民族，一定会历经百劫而不衰，屡历磨难而常新！
作者：王东 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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