ＳＡＲＳ在中国的流行曾引起了一度的恐慌，但也庆幸因为有了它，人们开始对自身的行为进行一些反省。有人说，我们整天大清扫，清屋、清窗、清门，更重要的是清心，清扫出一颗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受访人／ 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副教授刘华杰
　　■访问人／ 本报记者 王 卉
　
　　尊重自然就是尊重自己

　　●破坏自然，实际上也是在破坏我们自身的生存环境，相当于破坏我们自己的身躯和大脑。尊重自己，也就要尊重自然。

　　●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还讲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王卉：您怎么看待人们因为对ＳＡＲＳ恐慌而生发出来的这种对自然的敬畏之心？现代社会中，我们应怎样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
　　刘华杰：坦率说，随着社会的进步，现代人都变得十分胆大、自信，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都感觉其乐无穷。但是几乎在各个民族的早期，人类很明显都是敬畏自然的，不管是考古发掘、历史书，还是宗教史、哲学史、文艺作品等，都展示了这一点。现在的一些少数民族仍然十分敬畏自然，比如，印第安人非常相信自然神；云南纳西族也有个“署”的概念，村民如果砍树，需要先向神请示，树不是不可以砍，但不能乱砍，要记着如何偿还。这种信仰是因为当时、当地“不发达”，原始宗教信仰在起作用，从我们“文明人”的角度看那是愚昧无知。但换一个角度，那未必不好，他们对大自然的那种尊重值得我们文明人学习，愚昧的是我们。
　　我们中国历史上主流文化基本不讲宗教，百姓几乎什么都不信，偶尔用到神或者佛的时候临时拜一拜，严格说这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因为神、佛比人低，成为人的奴仆。儒家讲“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梁潄溟说“中国以道德代宗教”、“周孔教化非宗教”以及“中国缺乏宗教”。也许中国人天然以为人是世界的主人，人定胜天。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使人类逐渐忘记了自己从属于自然。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相信，人类能改造、征服自然，能够重新设计自然。
　　我常讲，要看看“生产力”的定义：“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我读中学时这个定义就这样，至今没有变化。这个定义现在看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没有加入“可持续发展”的内容。按这样的定义，生产力的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利于人类的生存。在一定条件下我们甚至可以宁愿不要发展生产力，因为一种强大的生产力同时可能是一种强大的破坏能力，比如也许它会更快速地破坏自然环境、高效率地杀死我们同类，从而威胁到人类后代的生存和发展。生产力概念中，应该把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加进去。
　　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人类有一种幻觉，以为人类的征服自然的能力是无限的，即使碰壁了，人们还会认为“我们终将超越障碍”，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实现。１９世纪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里，有几段精彩的论断，值得人们不断回味。人与自然是什么样的关系，通常以为是对象性的关系，就好像我与你，你与他这种分离的关系。实际上，“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这是一种包含关系，我们在自然中。我们对自然界的统治比其他动物强出的一点在于，我们能认识到自然界的规律，能够通过知道必然而通向自由，但我们做得不够好。
　　破坏自然，实际上也是在破坏我们自身的生存环境，相当于破坏我们自己的身躯和大脑。自杀和杀同类是不理性的、不道德的、违法的，破坏自然环境也类似。尊重自己，也就要尊重自然。
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还讲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我们要注意用词“陶醉”、“报复”、“第一步”、“第二步”、“取消”。特别是他用了“报复”字样，这就涉及了“敬畏”问题。自然是有生命的，她是一个主体，像我们人一样，甚至比个体的人还重要。我敢说，现代人并没有深刻地理解恩格斯的话。在奔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的许多措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顾眼前，不管明天。我们似乎以为只是个别地方官员或者体制造成了人们的短视，如果是这样问题就相对简单了，问题的麻烦之处在于全世界的多数人整体上看不到目前现代化道路是不可持续的，这特别表现于我们价值标准上，我们认为好的东西，长远看却是坏的东西；局部上正确的东西，整体上却是错误的。国民生产总值�煟牵危小〉脑龀び肷�命行星指数�煟蹋校桑剑欤椋觯椋睿� ｐｌａｎｅｔ ｉｎｄｅｘ　呈反向变化，即经济越发展，我们的星球就越不适合生存!��

　　世事不可强求

　　●我喜欢一首老歌《世事不可强求》�煟眩酰� Ｓｅｒａ�� Ｓｅｒａ　，它表达了“未来不完全可预测”、“不完全可控制”的常识智慧。但是，以现代文明武装起来的人不相信这个基本的事实，这才是悲剧所在，也是未来的危险所在。
　　●敬畏出于知识的升华、超越。自然本身是变易的，未来是开放的，人与自然组成的系统也是变化的，我们的每一行动都将塑造我们的大自然——盖亚。

　　王卉：您认为应该从哪个角度来做这种反思？
　　刘华杰：角度很多，我只谈人们不太注意的一个，就是关于世界的可预测性问题。
我们搞科学、用科学，就是要预测未来，知道潜在的危机，但是恩格斯讲的第二步第三步是很难预测的。我喜欢一首老歌《世事不可强求》�煟眩酰� Ｓｅｒａ�� Ｓｅｒａ　，它表达了“未来不完全可预测”、“不完全可控制”的常识智慧。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ｎｏｔ ｏｕｒｓ ｔｏ ｓｅｅ”道出了一个平凡的真理，也适用于知识、科技的限度。但是，以现代文明武装起来的人不相信这个基本的事实，这才是悲剧所在，也是未来的危险所在。
　　近代科学以来，人们越来越相信世界是可以预测的，比如哈雷彗星回归、日食、月食、水星凌日、天气、社会发展预测等等，好像一切都如此可预测。但是，２０世纪的非线形科学的基本结论是：多数系统，原则上是不可以预测的。许多明显简单的系统也是不可预测的。
　　比如ＳＡＲＳ，去年或者今年年初，有谁会预测到它会发生，谁算到了现在的北京５月会是这样。北京的春天常常有沙尘暴，但是今年春天一次也没有�犛兴�预测到了？现在虽然科学发达，可我们并不会确切知道明年、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只是很自信。严格说，世界不是完全可以预测的，当然也不是完全不可预测的。那么多少可测多少不可测呢？如果把未来的样本取得多一点，可预测性就小，如果只是想知道明天，只想外推一点点，我们就会觉得世界基本上是可预测的。这与我们看问题的尺度有关。如果我们只看到下一代，如果只打算再活２０年，那么生活就简单得多了，我们可以任意胡来。如果人类还要活１０００年、１００万年，那就不一样了，未来样本非常大，可预测性的概率几乎是零了。
　　看一个简单系统，比如太阳、地球和月球三个天体间的引力作用，如果没有其他天体，只存在它们三个，中学生都可以写出它们运行的方程，但数学家、物理学家到现在也没有彻底解决三体问题。没有摩擦的三体天体关系是简单的，这么简单的系统都解决不了，那么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作用就更不可预测了�煹比唬�有时复杂系统有一些侧面非常好预测　。
　　２０世纪的人类科学提示我们，对于不可预测或者尚未预测的东西，人还是要谦虚一些为好。这也是敬畏自然的一条重要理由。与未来、与自然打赌，谦逊一点，就相当于多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宗教讲谦卑，现在人都讲自信，讲征服自然的能力，不太讲谦卑了。可是谦卑并不是宗教的专利，不信教者也可以谦卑。
　　说到底，人算不如天算，自然发展有它的偶然性和必然性。越是看起来没问题的地方，就恰好　容易出问题。坚强者最脆弱，文明者有时也最愚昧。
　　常言道无知者无畏。敬畏出于知识的升华、超越。自然本身是变易的，未来是开放的，人与自然组成的系统也是变化的，我们的每一行动都将塑造我们的大自然——盖亚。
　　王卉：即使这样，“人定胜天”也是当今人们的普遍心态。人类有发展史就是战胜疾病的历史，其中科技起着关键的作用。
　　刘华杰：这又涉及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可控制性。可控制性比可预测性还强。通常我们认为世界是可控制的，大山可以劈开、河流可以堵上、细菌可杀死、病毒可消灭，人们确实部分做到了。
　　从医学史上看，当年黑死病（鼠疫的变种），在世界曾大范围流行，使得欧洲人口削掉１／４，死了上千万人，后来１４世纪又流行过。２０世纪初，欧洲的流感也使上千万人死亡。现在的ＳＡＲＳ，目前全球死亡人数也不到１０００人，这说明人类进步了，人更能控制疾病了。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严格说是人类的免疫力提高了，就是人类像其他动物一样什么也不做，人类演化到现在也自然能够抵抗一些病毒，如现在的灵长类动物体内有许多病毒，但它们并不发病，艾滋病病毒对有些动物根本不起作用。科技、医学当然有用，但是人类不要把功劳全揽在自己身上，特别是不要只记在智力上，更不能只记在高技术头上。我个人认为人类历史上对抗重大流行性疾病，主要靠的是常识性的隔离手段，与高技术基本无关，那时恐怕也没有高技术。后来研发的人工疫苗起过重要的积极预防作用，但其长远后果现在仍然难以评估。
　　现在文明程度高了，对常规病能控制住了，比如对穷人病如肺结核之类，已经基本有控制办法，但对富人病诸如心血管病等还无法控制。全世界平均每１０例死亡中，就有３例是源于心血管病。
　　ＳＡＲＳ致人死亡人数不多，但影响可能不亚于当年，现代社会更脆弱，经不起冲击。所以不能只看绝对死亡人数。当年对黑死病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现在遇上ＳＡＲＳ，虽然基本组序列已经都测了，但目前仍然无法有效对付它。但人类积累一些常识性应对方法，现在仍然是最有效的，那就是隔离、控制交通。
　　而要控制ＳＡＲＳ，隔离很重要，但现代文明，一般又不允许隔离，比如有些地方的隔离，遭受抗议。我们一方面想控制住传染，一方面还想着百分之几的ＧＮＰ，还想着政治上如何如何，这个系统十分复杂。
　　越南控制住了，一方面它控制得早，另外它采用了类似军管的办法，似乎不太文明，但非常有效，最终发现这样做还是最文明的，因为控制住了。
　　对北京来说，当初�煴热纾常�４月份　最好的办法是封城，但是我们认为不能这么做，因为不能只考虑科学问题，还要考虑政治影响、经济发展，这样，最终只能是折衷的办法。北京要权衡的因素太多了，处理起来自然不够果断。
　　可控制性和可预测性一样，有些是可达的，有些是不可达的，有些不是短期内能控制的，要一下子就达到理想中的控制目标是不可能的。
　　人们为什么这么乐观，有无所不能的幻觉呢？登月计划、洲际导弹的成功是一个因素。以为这么复杂的事情都能做到了，还有什么做不到！但是，登月与制导相对说来还是简单的，而控制疾病蔓延、搞清湍流的规律、预测经济的发展却要复杂得多。导弹发射这样的简单系统也经常出问题，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火力不是也经常击中盟友吗？航天飞机不也总出问题吗？当然我们还是追求可控，力图把握自然和自己的命运。
　　总之，人胜不了天，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能，因为天相当于自然，我们属于自然。人胜了天就相当于我们把自己打倒了，这还叫胜利？

　　倾听自然的箫声

　　●站在“非人类中心论”的立场上看问题，人类不会失去什么，相反能够超越自己，更好地倾听自然的箫声，理解大地的意图，使我们的行为与自然之间更加和谐。
　　王卉：敬畏自然是不是涉及伦理学问题？
　　刘华杰：是的。从伦理角度来讲，我们与土地、与自然之间有没有伦理关系？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同类之间有伦理关系，比如我们与家人、同事、亲戚朋友、他人是同类，伦理只限于这些同类。但事情也在变化。现在关于自然伦理、土地伦理讨论得很多。就在几个世纪前，甚至奴隶都不算人，杀死一个奴隶都不算犯法。后来有废奴运动，黑人人权运动等，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等法律层面平等了，有些仍受到歧视，但毕竟人类的伦理范围扩大了。再向外推一步，现在把与人相近的哺乳动物也列为尊重对象，对于一些动物，要考虑其伦理问题。那么昆虫呢？动物、植物、细菌、病毒等其他生命呢？是否也可以纳入伦理学的视野？下一步，岩石、土地按广义的理解也可以纳入伦理考虑的范围，于是有了“土地伦理”。美国思想史家纳什�煟疲�Ｎａｓｈ　撰写的《大自然的权利》，清楚地讲述了许多思想家是如何一步一步扩大伦理主体范围的，虽然纳什本人持保留意见，但他的思想史著作启发人们尊重外物，敬畏自然。站在“非人类中心论”的立场上看问题，人类不会失去什么，相反能够超越自己，更好地倾听自然的箫声，理解大地的意图，使我们的行为与自然之间更加和谐。而过分强调“人类中心论”，人类也不因此而伟大起来，相反人类的狂妄要受到自然的“报复”。
　　按“非人类中心论”的观点看，我们与他人、他物、土地不全是利益关系，我们可以利用外物，但要懂得尊重、回报。比如朋友可以“利用”，但要有限度，要想着回报，森林可以砍伐，但不要肆无忌惮地乱砍滥伐，要多栽树，要偿还，要报答。我们不要做流氓无产者，什么都无所谓，天不怕、地不怕。
　　王卉：比如从ＳＡＲＳ角度看，怎么理解这种伦理问题呢？
　　刘华杰：当前来说，还是要控制ＳＡＲＳ，要认识它。人们无须考虑再三才决定采取隔离，应当果断隔离，暂时减少不必要的接触和交流。从短期看它使我们的生活失去了平衡，我们说要“抗非典”，似乎与ＳＡＲＳ之间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但从长期看，人与ＳＡＲＳ不一定是战争模式。比如萨根的前夫人马古利斯�煟蹋�Ｍａｒｇｕｌｉｓ　提出的已经写进教科书的“内共生学说”�煟樱牛浴。�生命体本身是共生的产物，有一个跟病毒之间先斗争又化敌为友的过程。像叶绿体，对植物来说，没有它就没法制造淀粉，动物也就无法得到食物。但是当初，叶绿体对细胞来说也是外源性，是一种敌对的细菌。
　　眼下我们能够估计到，人类可以战胜ＳＡＲＳ，但是从进化的角度看“战争模型”不合适。我们要学会与自然共生，学会化敌为友，“疫苗”就是这个道理。共生是进化的策略和智慧，人类学不学它，它都存在、都起作用。ＳＡＲＳ是一种生命，它的诞生与人的诞生一样，是一种自然过程。我们要想想，我们如何与ＳＡＲＳ相遇了？是谁挑起了战争？如果有人喜欢到鳄鱼嘴中玩耍，被咬了一口，能埋怨鳄鱼，并因此想消灭天下所有的鳄鱼吗？
　　以前我们讲进化论，过多地强调生存竞争，而最优的生存策略是竞争与合作结合起来，进化论实际上既强调生存也强调合作，达尔文也并没有说只有斗争才是重要的。生命是这样，人类社会也是这样，生活中除了本身是强者外，善于合作的人，善于化解矛盾的人，会生活得更好。
　　树敌太多、对敌人太狠并不聪明，滥用抗生素已经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后果，改变了自然的生态平衡。到头来，还要危害到人类自身。

　　与野生动物保持距离

　　●关于ＳＡＲＳ与人们吃野生动物的关系，有不少猜测性的说法，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但人类疾病与环境破坏的关系是明显的，跟人们的生活方式肯定有关系。
　　●野生动物身上带有很多病毒，也许对它本身并不会造成什么问题，但对人类就不同了，如果盲目好野味，什么都敢吃，就可能把动物身上的病毒带到人的身体中来。人类其实不应当过分干涉其他野生动物的生活。

　　王卉：现在也有一种说法，认为ＳＡＲＳ之所以爆发，跟人们什么都敢吃，包括环境破坏有关系？
　　刘华杰：关于ＳＡＲＳ与人们吃野生动物的关系，有不少猜测性的说法，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但人类疾病与环境破坏的关系是明显的，跟人们的生活方式肯定有关系。人类的许多病毒源于灵长类动物，森林被破坏后，人与这些动物接触的机会增多，物种间疾病传染的机会也增加。
　　鼠疫、结核病就与当时的卫生条件有关。全球化和各地区内的过分交流，加速了文化多样性的毁灭，也加剧了疾病的传播。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同时把欧洲的流行病如天花、麻疹、白喉、伤寒、霍乱、黄热病、水痘、登革热、猩红热等带到了美洲，回去时又把美洲的梅毒带回了欧洲。进口外国的松木，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厉害的松毛虫。
　　现在的ＳＡＲＳ到底可能来自哪儿，有多种说法，有人说是广东、有人说是香港甚至是美国，并没有定论。但是否可能是因为吃野生动物致病呢？从历史上看确有先例，有很多疾病是从动物而来，比如禽流感、尼巴病毒、黑死病、亨德拉病毒、埃博拉病毒，都来自动物，艾滋病病毒就与非洲的绿猴有关。野生动物身上带有很多病毒，也许对它本身并不会造成什么问题，但对人类就不同了，如果盲目好野味，什么都敢吃，就可能把动物身上的病毒带到人的身体中来。还有些人假装关心动物，与动物过分接触，这也能把病毒带到人类社会，而且干扰了动物的自然进化。人类其实不应当过分干涉其他野生动物的生活，我甚至认为包括古道尔在内的那种过分接近的对猩猩的观察和交往，都是不合适的。
　　确实，口蹄疫、艾滋病等，都跟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关，至于ＳＡＲＳ，现在还没有定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最近发表了一篇新闻评论，标题就是《中国是产生类似ＳＡＲＳ病毒的温床》，对中国一些人的生活方式进行了抨击，道理当然是那个道理，但文中透射出一种孤立中国、隔离中国的弦外之音，让人看了不舒服。可是转念一想，还是我们做得不够好，一些地方确实好野味达到了变态的程度，猴脑、穿山甲、娃娃鱼等等什么都敢吃。我们是要反省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