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西南政法大学迎来了50周年校庆，与此同时，她收到了一份厚礼：毕业于该校的50位校友奉上一套50本的法学专著《西南政法大学学术文库》。这在法学界及出版界产生了不小的震荡。日前，记者对《文库》作者之一、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进行了专访。

　 记者：为祝贺西南政法大学50周年校庆，由法律出版社一次推出50本法学著作，无论在出版界还是校庆方式上，都可谓前所未有。您作为《文库》的策划者之一，这种想法从何而来？

　 贺卫方：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大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校庆高峰期”。在母校50周年校庆前夕，我们在北京的一些校友很希望能够以某种更独特而富于意义的方式作些贡献，于是，在法律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就有了这样一套大型丛书。

　 记者：西南政法大学偏居重庆一隅，但从那儿走出来的法律人，如丛书的许多作者，他们当中很多人已成为当今中国法律界的精英。有人称之为“西南现象”，您如何解读这种现象？

　 贺卫方：的确，重庆远离政治中心，又非沿海城市，但是，西南———请容许我这样简称，我不大喜欢“西政”这个简称——确实培养了不少知名的法律人。就“文革”之后的情况而言，她在几所政法院校中第一个恢复招生，这一点非常重要。1982年，全国法律院校共毕业学生700余人，西南一校就占了半壁江山，是所谓得风气之先。1978年，教育部确定西南为全国重点院校是另一个重要因素，这使得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强化了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融。当然，更重要的是，西南的教师对于教育的全身心投入。此外，偏远有时未必是坏事；少了各种外部刺激，学生们只有埋头读书，相互切磋，这反倒成为一个有利因素。

　 记者：这套法学丛书命名“文库”，很有些博大精深的意味，它们都涵盖了哪些方面的内容？

　 贺卫方：50种著作放在一起，大概可以当得起“文库”的名号了。这些书涉及法学的各个领域，从法律理论、宪政、法律史，一直到各个部门法。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十余种出自从事司法、行政和立法等实务部门的校友之手，这显示了西南毕业生浓厚的学术情结。

　 记者：这套丛书中，您的书名为《超越比利牛斯山》，听起来颇具文学色彩，“比利牛斯山”有什么特殊的象征意味吗？其中融会了您怎样的法学思索？

　 贺卫方：我写的那本书，题名取自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对于“正义标准随着地理的纬度而变化”的批评：“所有的正义或不正义都在随着气候而改变其性质。三个纬度就颠倒所有的法理，一个经度决定真理，根本大法频频改变……以一条河或一座山来划界是多么可笑的正义。”所谓超越比利牛斯山，就是要追求正义准则的统一性而非国别特色，深入地挖掘法律制度建构必须关注的内在机理，意味着对法学本源的探索。

　 记者：我注意到，司法改革是这套丛书着意探讨的一个重点话题，那么在推进我国法治化的进程中，作为法律学人应该有怎样的时代担当？

　 贺卫方：的确，司法改革是《文库》中不少著作的主题。司法研究之所以成为热点，跟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没有良好的司法制度，我们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治有关，同时，至少我曾经设想，司法改革可能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通过建立一套公正的司法体系，我们很可能实现深层次制度的渐进而平稳的转型。我们确信，法律人对于司法正义的推进有助于更广泛的社会变革。在这个变革的时代，法律人一方面要致力于法律体系本身的完善；另一方面，参与政治、改造政治生态也是他们当仁不让的使命。

　 至于说法律精神，在一个尚未实现法治的国度里，可能各个法律院校的毕业生都会有一种专业理想与社会现实相互冲突带来的心灵震荡和强烈的忧患意识。西南人虽然处江湖之远，这种忧患意识却似乎正因为遥远而愈发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