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沈文庆院士日前表示，“封官”做法使中国没科学大师。过早给科研人员委以“官职”制约了中国科学大师的诞生。现在科技界“封官”的做法已经形成惯例，青年科学家们成果一出就立即被委以各种“管理重任”，很多具有世界科学大师潜质的年轻人都过早被埋没了。

　　科研体制有致命伤

　　如今，在一些学校，博士毕业以后，首先会选择到一些管理部门任职，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学历优势，走终南捷径，尽快在行政管理领域崭露头角。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从政之路，与传统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一些青年科学家的潜意识中，只要取得一些成绩，就应该通过仕途来证明自己。事实上，一旦担任某些官职，科研经费就会有保障，科研设施有保障，科研助手也有保障。这种科研成果出官，官员又催生科研成果的现象，导致中国出现了特有的官僚队伍。

　　一些部门近年来已经习惯性将那些有潜质的科学家推到领导岗位，希望他们能够借助更多的资源，取得更多的科研成果。然而，由于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因此，那些担任领导职务的科学家们反而无法做出科研成绩。更有甚者，个别脱离了科研岗位的领导看到昔日的同事们在科研工作中不断取得成绩，还会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霸占同事们的科研成果，或想方设法地贬低甚至扼杀同事们的科研成果。出现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中国科技界的问题，根子出现在行政管理体制不合理上。不论是科研经费的取得，还是科研成果的鉴定都需要依赖行政部门。如果脱离了行政部门的支持和引导，中国的科技寸步难行。这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悲哀，也是中国科学家的悲哀。

　　自由被用错了地方

　　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说，现在的大学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被用错了地方。一些成为博士生导师的老师，从来都没有为本科生开课的习惯，也没有潜心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而是热衷于作报告、出国、下海。高校老师的学术自由已经被滥用了。透明度要求大学教师作为一个职业必须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收入预期，透明度更要求大学教师的评聘工作完全透明，现在大学教师普遍不满意的是没有透明度而不是没有流动性。种种学术黑幕说明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应增加大学教师评聘工作中的透明度，而不是通过切分蛋糕的方式进行利益的再分配。

　　目前，中国的科研体制仍然是中国行政体制的一个附属部分。科研机构缺乏独立的自治能力。科研机构的行政色彩不仅体现在对外关系方面，也体现在科研机构内部各个层面。在任何一个科研院所，层层叠叠的大大小小的管理机构数不胜数。科研工作者为了报销一张出差的飞机票可以在不同的科研单位耗费一天的时间。所以，科研管理体制的官僚化，是悬在中国科研工作者头上的一把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