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为“文革”后最初几批出国留学的人员之一，陈章良1987年1月回国后，被北京大学聘为副教授，那一年他只有26岁。然而，正是这个当时国内最年轻的副教授，却在一次科技界专家讨论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的座谈会上，做出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提议设立一项专门吸引优秀人才回国服务的科学基金（后正式定名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值此基金成功实施十周年之际，本报记者采访了这个被称为“了解基金的人”。相信他生动、详实的回忆，会将当时基金在设立过程中的情景鲜活地再现于读者眼前。

　　值得珍惜的五分钟

　　1994年2月18日,陈章良应邀去参加科技界部分专家讨论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的座谈会。当时发言的一共六个人,他被安排在最后五分钟,代表年轻的一代科学家。

　　在中南海的会议室里,李鹏总理和国务院的主要领导都在。大家有讲中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待遇太低的,有讲人才老化、后继乏人的。轮到陈章良了,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分钟,但他很珍惜这次机会。

　　“总理,现在大家都谈人才‘青黄不接’问题,其实我们有一支非常重要的青年留学生力量在国外。这批人经历过坎坷,能吃苦,很珍惜读大学的机会,恢复高考后,很多人都是插队后考上的。现在,他们在国外应该刚好读完学位,正面临着是留是去的抉择。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如果能把这批人吸引回国,非常重要。希望总理考虑一下,能否设立一个‘总理基金’,每年拿出5000万元吸引青年留学人员回国（当然了,也不一定都是回国人员,国内优秀的也可以）。每个学科每年给2个资助名额,每年100个,每人给50万元科研经费。这样连续10年到20年,如果那时中国能出诺贝尔奖的话,那一定是获总理资助的人拿的。我听说总理自己掌握一笔钱的审批权,能不能从‘总理基金’中出这5000万？”

　　陈章良话音未落,在座的人都笑了,总理也哈哈大笑：“我总理基金就那么点儿钱,怎么大家都在盯着？”陈章良说：“不多啊,就5000万。”总理乐呵呵地说 “我总理哪有那么多钱？”

　　元宵好吃　下笔却难

　　就这样,一切似乎都过去了,连陈章良自己也有些忘了。

　　大概到了元宵节,中央请一些专家去吃元宵。坐下时,陈章良的目光与总理相遇了。总理向他连连招手：“过来！过来！”陈章良走过去。“几天前你说要建立总理基金,我想了想,能不能不叫总理基金？”“那就是说,您可以给钱啊？”陈章良兴奋极了。“5000万,连续做它10年,10年就1000人,20年就2000人,其实国家也没多少钱,要是真能形成一支年轻的队伍,这个国家就很厉害了。行不行呢？可以,但能不能不叫总理基金呢？”陈章良高兴地忙说 “叫什么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总理支持青年人。”总理笑眯眯地看着陈章良：“这样吧,你尽快写个报告给我,最好这两天,别太长,两页纸就行,交给科技部”。这顿元宵给人感觉很好吃。

　　回去开始下笔写报告时,陈章良却犯难了。开头怎么称呼呢？称总理太官方了,思来想去,还是写道：“李鹏总理,很高兴您让我写这个报告。具体方案是这样的……两年时间每人资助50万,这两年时间至关重要,至少可以给他们建立一个实验室……”

　　第一届评委

　　经过多方共同努力,很快,李鹏总理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上,正式批准设立这项基金,定名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陈章良被邀请担任第一届评委,但作为评委不能申请该项基金,陈章良还是很高兴地答应下来——毕竟当初建议设立这项基金也不是为了自己嘛。之后,陈章良开始与朱光亚、张存浩等科学家一起讨论资助的具体事宜。

　　当时令陈章良印象深刻的是,一批特别优秀的年轻人开始出现在第一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申报名单中,像陈竺、张启发、孙方臻等,他们的名字经常见诸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