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7月28日电 记者 张可佳 “大型水电工程创造了巨额财富,但库区移民生活依旧贫困。这不是红水河岩滩、大化两个电站的个别现象,而是很多地方,特别是西南水电大开发中的普遍问题。”四川省地质勘察开发局总工程师范晓对记者说。
他和水资源问题专家、《中国水危机》一书作者马军等日前考察了川西北多个将建或在建的大型水电工程,对大型水电工程漠视库区利益诉求而引发新的贫困问题,多有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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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晓说,正在建设的大渡河上最大的水电站———瀑布沟电站,涉及移民超过10万人,处于库区的汉源县城要全部搬迁。这些受影响的城镇居民和农民,原本生活在较富庶的河谷、坝子和平原上,现在都要搬到生产和生活条件很差的地方。而他们得到的补贴远远不够买新房。一些城镇居民的铺面房怎样补贴,没有说;农民将要搬到哪里,也没有讲。
他认为,多年来形成了一个定式———修大工程是国家的需要,政府怎样定,百姓就怎样做。但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所有大型工程受影响社区的群众都有知情权,都有参与和发表意见的权利。
范晓举例,四川省政府特批,瀑布沟水电工程开发商可以以最低标准给移民发补贴。这里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种事实上的企业行为和企业利益被“国家的需要”遮盖了;以“脱贫、发展为目标”的水电工程,结果适得其反,甚至使一些原本较富裕的农民陷入贫困之中,“这不公平”。
当然,这样的后果并非政府希望的,问题的严重性出乎他们的预料。云南社科院专家于晓刚说,“云南漫湾电站建设前,是当地政府‘替’农民跟水电公司签订的协议,很好的生存条件就这样低价卖掉了。直到后来,看到库区移民日益贫困、生计无着、就业无门,很多人靠捡拾垃圾维持生活的悲惨处境,县乡政府官员才有所醒悟。后悔药,政府可以吃,但真正受苦的是上万移民。这也是最不公平的事。”
“大型工程上马,政府和投资商首先要为环境买单。”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林凌说,“甘孜地区在长江上游,是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一旦这里的生态资源被破坏,遭殃的不仅是当地人,大半个中国的长远发展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在这些地方搞大型工程要格外慎重,国家要给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政策和足够的钱,扶持绿色农产品开发。而不是靠大型工程脱贫。”
距怒江所在地六库镇10公里就是新村。新村农户1年养牛收入1万元左右,是当地较富裕的村子。怒江流域的第一个大电站就要建在新村附近的小沙坝村,村民将全部移走。
“明天的生活怎么样?”新村村民心中没有谱儿。不久前,于晓刚他们选出十几个代表专门去看了漫湾库区的移民。他们了解到,电站建成后,库区移民生活越来越艰难,一些移民妇女和儿童成了东部人贩子的目标。有的男人发现老婆被拐卖走了,却拿不出两万元“路费”给当地警方找人。
马军认为,这些问题是“大型水电工程的硬伤”。他说,对水电带来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尚有不同见解。但对库区移民的贫困问题,对与此连带的社会安定问题,各界却有一致的认识。
他说,山高谷深建坝容易,但淹掉的,全是最适宜居住和收获的好地方。让移民“上靠”、“后移”的地方,往往都是生产、生活条件极差的石头山。不仅地质灾难多发,还难以谋生。
马军指出,移民问题,不是给一笔钱就能一了百了的。发给移民的钱通常够用一两年,以后没了生计,必然陷入贫困。像漫湾的一些移民完全失去土地,虽被改了城镇户口,却领不到城镇贫困补助。多数人没什么文化,就业机会很少。这些问题,水电公司不考虑,政府事前也没想到,现在全压在农民头上。瀑布沟即将移走的10万人也同样面临这些难题。
马军自认,这些担心并非没有来由。50年来,中国大型水电工程共有1600多万移民,其中有1000万人处于贫困之中。世界银行提出一个原则:移民搬迁后的生活不应比搬前差。但我国目前的搬迁补贴标准显然过低了。
马军说:“我们不能前账未了,又欠新账。”现在各地政府需要对大型工程建立一整套程序,把移民利益和未来发展问题全考虑进去,包括要具体到淹没的小水电怎样补偿———农民原来用一度电一两角钱,不能修完大电站,还让他们花八九角钱去买电,让乡村企业因为用不起电而倒闭。这个道理讲不通。
记者了解到,红水河两大电站“水电扶贫”却引来了天价电的问题,在距离怒江不远的澜沧江漫湾电站同样出现了。原来在这些水利资源丰富的山区,已经建设了不少小水电,有些甚至不用建坝就可满足当地用电,那些架设在山溪、小河上的微型水电站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接近零。电费很低,农民都用得起。但大电站卖的电一是用不起,二也用不上———没人出钱给农民往高山峡谷上架电线送电。
专家们最后说,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解决政绩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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