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万千瓦机组停止发电 　贵州煤电博弈背后

　　本报记者　程必忠　贵阳报道

　　“有煤，他们是不愿拿钱买煤，真正的原因就是想以此举给政府施加压力，阻止煤炭涨价并盘剥上游产业的利润，以利于自己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贵州煤炭行业一负责人直言电厂停机或限制发电的原因。

　　贵州缺煤吗？
　　“你先看看几组数据，就会明白真相在哪里！”7月15日，贵阳煤炭大厦一间办公室里，吴文学低沉的声音中带着几丝不满与激动，“相对于许多行业来讲，煤炭行业是弱势群体，对于强势的电力企业，则更是如此”。
　　吴文学是贵州省煤炭管理局下属企业——贵州黔联煤炭销售公司的总经理。该公司负责贵州省国有煤矿的煤炭销售。
　　“在煤炭系统工作几十年，与电力部门打交道几十年，电煤之间可谓恩恩怨怨几十年！”吴文学说。
　　今年，这种恩怨被再次放大。
　　一季度，贵州省由于缺煤被迫停机或限制出力的火电机组一度高达220万千瓦，发电量为30亿千瓦时。
　　1－5月，贵州省总装机容量达740余万千瓦的10多家火电厂，库存煤最高仅为30万吨，相当部分电厂只有两天、一天或者半天的存煤。
　　贵州省电力公司新闻信息部一位女士透露，直到今天，电厂用煤情况仍然紧张，没有从根本上好转，大部分电厂存煤储备都不到5天。
　　但是贵州煤炭行业一资深人士坦言，“这是表象而不是真相！”

　　真相在哪里？
　　事实上，贵州并不缺煤！
　　从2001年至2003年，贵州原煤生产总量由3700万吨增加到了7800多万吨。同期，贵州电煤需求量从1200万吨增加到了2420万吨，今年电煤的供货合同是2600万吨。
　　吴文学透露，今年上半年贵州已经产煤4025万吨，给电厂实际供煤是1254万吨，与电厂全年的需求基本平衡。“发电用煤供应并没有问题。”
　　可火电厂发电机组停机限制出力的情况却是不争的事实，电厂、电力公司方面的解释是因为“缺煤导致的结果”！问题的关键在哪里？一发电厂生产计划部人士称，煤炭价格上涨太快，“计划电”用不起“市场煤”。
　　据了解，贵州电煤供应价格执行的是政府指导价，其中统配煤（国有）的价格从2001年的每吨100余元上涨到了今年初的145元（出厂价），统配煤在2003年，执行的价格为每吨133元（出厂价）；“西电东送”配套矿井电煤出厂价为126元；小煤窑的价格也从当初的每吨80元（到厂价）上涨到2004年初的126元（到厂价）。从7月1日起，统配煤、配套矿井、小煤窑煤炭价格再上涨10元。分别为每吨155元、138元、136元。
　　该人士认为，贵州的上网电价低，每吨煤上涨10元，今年全省的电煤成本将因此增加2.6亿元，这对全省发电企业来讲，都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发电企业承受不了。
　　不过，贵州一矿务局销售部一负责人认为电厂在撒谎，“涨10元？再涨30元发电企业的利润都很高！”
　　贵州省一电厂的内部资料显示：2002年，该厂发电40.95亿度，上网电价是0.178元，销售收入是7.2亿元。而该厂当年发电用煤180万吨，全部是小煤窑的煤，每吨到厂价为85元，电煤成本为1.53亿元，管理、工资、利息成本为1.2亿元，税前利润达到4亿元（但是该厂的资料显示，利税只有4700万元）。
　　即便按照现在煤炭供应的最高价格155元计算，该电厂的利润依旧丰厚，而且从7月1日开始，贵州省发电企业的上网电价已经上调，该电厂的上网电价为0.235元／千瓦时。
　　吴文学称，标煤350—400克即可发一度电，通过折算，以最高500克发一度电计算，一吨煤至少可以发电2000度，销售收入是470元，通常电煤成本占发电成本的75％，统配煤每吨155元（出厂价），加上30元运费及其它成本，每吨煤电厂获得的税前利润为221元，即便维持原上网电价，也是109元。
　　既有利润又不缺煤，那么发电企业停机限制出力的原因何在？
　　“有煤，他们是不愿拿钱买煤，真正的原因就是想以此举给政府施加压力，阻止煤炭涨价并盘剥上游产业的利润，以利于自己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贵州煤炭行业一负责人直言。
　　这种观点同时也得到了贵州省发改委官员及职能部门权威官员的认同。贵州林东矿务局副局长熊礼忠说：“过去电煤价格虽然也是实行的政府指导价，但实际上是没法执行，2003年，林东矿务局卖给一些电厂的每吨价格只85元，比政府定价少了48元，小煤窑价格则更低，今年贵州电煤指导价是由省委常委开会决定，但每吨依然要少12元，现在又涨价，对于习惯了盘剥的发电企业肯定不适应。”
　　煤炭涨价，电厂停机也就在“情理”之中！

　　煤炭业处境
　　省内发电企业不愿拿钱买煤，而省外发电企业又急需电煤，于是贵州煤商选择了外卖。
　　据了解，贵州今年电煤出省平均出厂价为每吨190元，贵州盘江煤电集团公司卖到广西来宾B电厂的电煤，出厂价为215元。
　　贵州省煤炭管理局一官员透露，算上国家调拨煤，去年，贵州外出动力煤达到了3000多万吨。
　　但是，煤炭外卖的通道并不顺畅。2004年5月13日，贵州省物价局、财政厅、煤炭管理局联合发文，没有完成国家或者省内重点订货合同的煤炭企业，将控制其煤炭出省。为尽量减少煤炭出省，对出省煤炭每吨征收30至70元不等的煤炭调节基金，并用这一基金来平抑市场煤价。
　　“煤炭行业刚刚出现复苏，生长的动力又被扼杀。”贵州某煤炭企业一负责人以此来表达对征收调节基金的不满。
　　不仅行业对此有不满情绪，与贵州有煤炭购销往来的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等省区也感到“不安”。
　　据知情人士透露：贵州征收煤炭调节基金刚一宣布，这些省区立即上书北京，“反对贵州搞地方保护”。到目前为止，调节基金都没有得以执行。
　　7月20日，一可靠消息称，贵州几大部门又在酝酿此事。“不管结果如何，在完成任务的情况下，即便多赚5块钱，我们也将选择外卖。”上述煤炭企业负责人说。
　　贵州煤炭企业在努力争取外卖通道的时候，也在试图通过各种途径解决与发电企业之间的一些“恩怨”。
　　7月14日，贵州省煤炭管理局向省经贸委、省政府办公厅报告：清镇电厂在煤款结算中存在许多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煤炭企业供应电煤的积极性。
　　报告称，清镇电厂长期拖欠2004年度以前贷款不予归还，其中水城矿业集团公司275.3万元，六枝工矿集团公司110万元，林东矿务局1966.2万元。另该矿务局还通过法律手段索赔金额2238万元（其中代垫运杂费1838万元，利息400万元）。
　　据知情人士透露，拖欠煤款的不只清镇电厂，其它部分电厂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政府制定的指导价不给足，企业代垫费用也不给，煤炭外卖又要受到诸多限制，如果电厂再不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也将采取措施应对！”一煤矿负责人表示，停止供煤是谁也不愿看到的。

　　畸形产业结构
　　贵州的供煤结构原本是大矿作为主导，小煤矿作为调节，现在已经完全倒置。今年上半年，贵州产煤4025万吨，其中大矿只有800万吨，其余全部是小煤矿生产。
　　“煤炭产业的畸形结构，与电力企业有很大关系。”贵州省煤炭管理局一官员认为，这一点从电煤合同的执行情况可以看出。
　　该官员称，每年电煤订货会上，发电企业都是争着要国有大矿的统配煤，这有两大好处：发电企业在核算成本（包括上网电价调价）时都是以统配煤价格记入，但电厂签下合同后，并不购买或者少买大矿统配煤，而是去大量购买小煤矿的煤炭，因为价格便宜，赚取利润差。其次是保障自己的原料供应，一旦小煤矿的供应跟不上，电厂就要按合同办事。
　　“后果就是，大煤矿的合同电煤在短时间内没法外运出去消化（煤炭现在还是计划运输），长此以往，大煤矿的发展滞后，小煤矿发展超前并成为主力。”该官员说。
　　对主管部门来讲，目前批不批小煤矿已经成为了一个难题———不批，电煤供应没法保证，批了不利于大矿发展。而且安全事故、生态环境等问题开始凸现，整个产业结构发展出现失衡。
　　而更令人主管部门担心的是，当小煤矿在煤炭开采中占到主力地位的时候，对电力能源的稳定也产生了诸多不稳定因素。从2001年开始，贵州省就已经推出了“大煤保大电”战略，并相继投资建设了中岭煤矿、五轮山煤矿、林华煤矿、龙凤煤矿等大型煤矿。但是，尴尬依旧存在。
　　中岭煤矿是为纳雍电厂配套而修建的，年产300万吨，一期工程去年底完工，年产能力为100万吨。
　　纳雍电厂一年耗煤330万吨。在今年初的订货会上，按分配指标，纳雍电厂应该吸纳中岭煤矿60万吨煤，其余的270多万吨都是在小煤矿购买。据贵州省煤炭管理局一人士透露，纳雍电厂答应中岭煤矿购买55万吨都是迫于压力而签下的合同！据透露，到6月底，纳雍电厂在中岭煤矿所购电煤为10多万吨，此时电厂的煤炭库存已经达到了14万吨，于是，“电厂向中岭煤矿提出不要煤炭了”。
　　“专门为电厂建的煤矿，都不靠近铁路沿线，电厂不要，生产出来的煤怎么办？”该人士说，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出路在联营？
　　当煤电之争这种“新仇旧怨”矛盾无法调和的时候，贵州也开始寄望于走煤电联营路子来化解双方的“恩怨”。
　　中岭煤矿便是其中之一，由贵州水城矿业（集团）公司、山东兖矿集团贵州能化公司、水城钢铁（集团）公司和贵州电力公司等共同出资开发。
　　林东矿务局也先后与贵州能发公司（贵州金元电力公司控股，金元公司拥有习水电厂、纳雍电厂、发耳电厂等发电企业，与贵州省电力公司有着极深的血缘关系）投资开发了桂箐煤矿、林华煤矿，与中国华电集团投资开发了平坝煤矿。
　　但是，联营之路也没把煤电之间的深层矛盾消化。林东矿务局一人士称，“煤电联营从表面上看似乎解决了电煤供应的问题，但这种联营只是满足了局部利益，而不能解决煤电之间根本的问题。如果国家金融机构能给煤矿企业贷款，我们也不愿与电力企业合作，我们的资源，电力可以进来，为什么发电企业不让我们进去？”
　　电力与煤炭之间不管是联营还是互相渗透，就能化解电煤之间的恩怨吗？这又会不会形成新的垄断和不公平？
　　贵州省社科院一研究员称，这是一个需要实践来回答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