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Ｃ·莱温：没有雄心壮志就没有一流大学
理查德·Ｃ·莱温（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 Ｌｅｖｉｎ）教授，１９９３年就任美国耶鲁大学第２２任校长，是现任美国常青藤联盟学校校长中任期最长的一位。他先后在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在耶鲁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留校工作，曾任经济系主任和文理研究生院院长。莱温教授是技术变革经济学方面的专家，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技术经济政策委员会委员。
莱温教授以哈佛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也是最成功的一位校长——查尔斯·Ｗ·艾略特（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 Ｅｌｉｏｔ）为例，分析了一个成功的大学校长应该具备的几种重要领导素质：
能够提出一个愿景（ｖｉｓｉｏｎ）并很好地传达给他的同事。艾略特上任伊始就设计了一个清晰的、雄心勃勃的愿景来改造哈佛，由三个关键部分组成：改革本科生课程体系，让学生自由选课；力主开展研究生教育，为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提供探索高深知识领域的机会；在哈佛建立更高标准的专门学院，包括法学院、神学院、医学院等，专门招收研究生。
能制定远大的而又能够实现的目标。艾略特并不照搬德国大学模式，而是强调美国大学的独创性，适应美国独特的社会环境。
能腾出足够的时间集中完成主要的战略任务。在不同时期，校长的主要任务不同，财政问题、改善校舍、改善社区环境都是校长工作的重点。敢于冒险。尽管遭到当时医学院院长的反对，艾略特对继续改革没有表现出丝毫迟疑。
不会为初次失败所阻挠，寻找更好的办法进行再次尝试。艾略特主张的本科生大规模选课系统起初并不成功，调整为部分必修课后获得了赞同。优秀的校长也会犯错，关键是及时发现错误，总结其中经验，找出新的出路。
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什么时候应该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
选择强有力的部门领导，并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和自由，让他们自己去创造。
制定有效的激励机制。为了鼓励选修课制度，艾略特设置了根据学生选课数量和考试成绩评定的奖学金。
作为美国的校长，莱温教授希望能让中美两国学生了解彼此的国家，他有义务让他们的毕业生走上领导岗位后更好地推动中美合作。这也是他的愿景。也许大学的作用是有限的，但他希望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莱温教授认为，即使最伟大的大学，要是没有雄心壮志，没有高明的领导，也不可能达到更高的成就。现在中国政府教育领导人以及各位大学校长都有雄心壮志，而且中国政府和大学领导也意识到中国不可能照搬别国的模式，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大学进入世界一流的行列。
剑桥大学校长艾莉森·Ｆ·理查德：大学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可分割
艾莉森·Ｆ·理查德（Ａｌｉｓｏｎ Ｆ． Ｒｉｃｈａｒｄ）教授，２００３年就任英国剑桥大学第３４４任校长。获剑桥大学人类学专业学士学位、伦敦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耶鲁大学担任人类学系主任，Ｐｅａｂｏｄｙ博物馆负责人。１９９４～２００２年，任耶鲁大学教务长，主管全校所有系科单位的教育政策和学术策略。理查德教授还曾是耶鲁大学财政预算和远期财政规划方面的主要负责人。
关于现代大学的发展史，理查德教授以中、英、美三国为例。中国早在２０００年前就出现了科举制度，这对古代中国选拔优秀人才来说是一条有效渠道，也是一个传承知识的体制，有关考试、研究与学习的制度实际已构成大学的雏形。英国的大学从基督教传统中发展而来，有不到１０００年的历史，牛津、剑桥这两所最早的大学讲授拉丁语、希腊语、逻辑、数学等，教育人们为宗教和国家服务，并研究解决社会上有争议的问题。美国的大学可追溯到１７世纪中叶的哈佛、１７０１年的耶鲁和１８世纪的常青藤联盟大学，此后，华盛顿提议联邦政府出资建立大学是较早提出的建立大学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理念。
理查德教授认为，通过对这三个国家大学发展历史的考察，可以看到社会传统对学习的尊重和渴望，大学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不可分割，大学对知识形成以及地区、国家或全球经济的转型，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非常独特的作用。
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有着一些共同点，它们都追求卓越，追求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与进步，重视与社会实际的联系。同时，大学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剑桥大学自己的社区、社团组织构成了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为教师、学生的相互学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个系统并非一夜形成，而是长期发展而来的，这种大学文化或者体系不能简单移植。每个大学都要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大学如何在未来保持成功？理查德教授认为：大学要保持高标准，如果没有雄心、没有愿景，很难成功；要有足够的资源支持大学的雄心，使大学真正满足多元化的需求，培养出多元化、适合社会发展的人才；要有自由的学术研究氛围，帮助教师实现教学、科研的自由，保障高质量的办学；要有勇于冒险的精神，抓住随时出现的发展机会。
今天，很多大学通过多种途径走向了世界，或者制定了面向世界的计划。同时，国际化的理念和要求也对大学发展形成了压力，这要求大学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工作。英国的大学拥有世界上最具国际性的学生群体，这对于学生接受良好的教育，把学生引向世界很有帮助。世界各国的大学也应当建立正式的联系。
莫斯科国立大学校长维·安·萨多夫尼奇：社会通过大学关心自己的未来
维·安·萨多夫尼奇（Ｖｉｃｔｏｒ Ａｎｔｏｎｏｖｉｃｈ Ｓａｄｏｖｎｉｃｈｉｉ）教授，１９９２年起任莫斯科国立大学校长。物理数学科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任俄罗斯高校校长联合会主席、独联体国家高校组成的欧亚大学联合会主席、俄罗斯教育科学院荣誉院士、教育部部务委员、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科学委员和俄罗斯联邦政府俄语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主要研究领域有信息学、应用数学、力学等。
萨多夫尼奇教授认为，有三个问题对全世界各国高等教育体系来说是很重要的：“大学与国家”，所有的大学和教育机构都感到巨大的经济困难和立法方面的局限；“大学与社会”，所有的大学和教育机构都感到本校资源与社会期待之间有差距；“大学与人”，所有的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都感到投入与产出之间有差距。从古至今，在“国家—社会—人”这一永恒的三角关系中，大学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文明主体的作用。
萨多夫尼奇教授并不赞同“大学危机”的说法。他认为，首先，全世界都树立了一种认识，仕途的升迁主要取决于个人所受教育的程度和质量，而很少依靠幸运的机遇或不当的手段；其次，到上世纪末，许多国家已经不再把国民教育仅仅归入经济范畴，民族的智力水平是确定国家在当今世界所处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其三，新兴的信息技术使教育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普及，这些都是社会对教育的信任，而非不信任。尽管如此，也不能对“大学危机”问题视而不见。危机的实质是社会无法接受的“教育总体商业化”倾向，这种倾向使教育在育人和为社会发展服务方面的效果大大降低。还有一种现象也应该被称为“危机”，即冷战结束后加速发展的世界范围内的智力重新划分，具体表现如下：人类智力潜能在各国家之间的重新划分；智力潜能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科学知识三个领域间的重新划分；智力潜能在教科文机构和商业、生产等领域之间的重新分配。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会对大学产生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就目前而言，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
世界各大学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社会、国家和人提出的各种挑战。大学有很强的生命力，原因何在？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大学始终有能力维持传统和革新之间的平衡。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任何社会和任何发展阶段，乃至在革命突变的时候，大学都发挥着抵御毁灭的作用，它像一道不可逾越的墙抵御“伪知识”和行政压力。社会通过大学关心自己的未来，大学为了善良而存在，人们需要善良，也就需要大学。
萨多夫尼奇教授认为，大学的自然科学教育、把科学知识传播到社会各个阶层、高等院校的民主化并形成统一的世界文化，是俄罗斯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质。以下几个方面应优先发展：保持和巩固自然科学教育及其机制的地位，这是高等教育的核心；编写新一代的反映现代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教科书和教学用书；以现实的纲领或规划来稳定并巩固高校的教授队伍。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伯林格教授：大学面临全球化挑战
李·Ｃ·伯林格（Ｌｅｅ Ｃ． Ｂｏｌｌｉｎｇｅｒ）教授，先后就读于俄勒冈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１９８７年任密歇根大学法学院院长，１９９４年任达特茅斯学院教务长，１９９６年任密歇根大学校长。２００２年始任哥伦比亚大学第１９任校长。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主要研究领域为言论自由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关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三篇论文受到了业界的高度评价。
伯林格教授指出，全球化正在迅速而彻底地改变着世界，但是大学并没有很好地应对全球化挑战。大规模通讯技术的发展，商业及其大量新理念的产生和流动，疾病的广泛传播都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的方式。但大学的主要力量及其产生的知识进步都局限在校园之内，滞后于全球化发展的速度。世界的变化给大学提出如此巨大的挑战，大学应该立即采取相应的行动，进行根本性变革。造成现代大学滞后于全球化发展的制度性原因主要有：
许多有关全球化的研究依靠的是个人的合作关系，大学缺乏激励机制和必要的基础设施去鼓励合作伙伴关系的产生，从而不能系统地引导大规模和有秩序的合作，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此外，现代大学的终身教授制度导致研究高度专业化，理论至上，与实践脱节，也是原因之一。许多研究领域，如结构主义、后现代理论、后殖民地理论、博弈论都是理论至上，忽略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使得大学研究保持一种局外人的姿态。终身教授的激励机制促使科研活动向纵深发展。为了推陈出新，学者们常常脱离知识的主流需要，而沉浸在微不足道的旁支领域。这些领域使得学者与非本领域的其他专业人士很难沟通，更不用说学术之外的人了。这使得大学失去了在各种领域服务于社会的机会。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伯林格教授提出了大学可以在短期内实施的举措。
首先，大学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使命以及完成使命的方式。在制度设计上，可以调整现在教师的成分，聘用被称作“学术探索者”的人，即能够找出值得研究的内容的人；或聘任有实践经历的人，如商业界、政府等从业人员。这些设计并不会撼动终身任期制。
其次，大学的每个成员，不论管理人员、教师还是学生，都必须参与实际生活，激励他们走出国门。但许多项目是否能够使学生打开眼界，激发学生重新思考他们的世界观，还值得怀疑。另外，美国大学也要邀请更多外国留学生进入国门。
伯林格教授认为，全球化中的许多变化是令人惊慌失措的。大学或者积极应对，或者进行防御，别无他法。
牛津大学副校长威廉姆·Ｄ·麦克米：伦制定大学发展战略需要历史的眼光
威廉姆·Ｄ·麦克米伦（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教授，英国牛津大学第一副校长，负责大学学术战略与财务监察，教育政策与标准委员会主席，多个学术组织成员。他曾在英国大学评议会和董事会任职多年，曾任墨西哥联邦选举机构顾问。他的核心研究领域是数学模型和计算，还研究计算地理学、理论经济地理学等。
麦克米伦教授首先谈到，制定大学在２１世纪的发展战略需要历史的眼光，就是既要注重连续性，又要注重变化；既要注重现实，又要注重当前社会的需要。
他重点探讨了大学学术战略的制定问题，具体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为谁制定学术战略。制定学术战略，要着眼于整个牛津大学，而不是其中的某个学院、学术分部或系，要充分考虑牛津大学学院制的特点。同时，学术战略的制定要考虑其它相关的利益群体和其它公共部门；最为重要的是要考虑学生的利益。既要满足学校的内部要求，又要满足外部要求。
何时制定学术战略。也就是制定战略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同时还要明确战略计划适用的时段。
为什么要制定学术战略。牛津大学在没有学术战略的情况下已发展了８００年，现在之所以要为它制定学术战略，是因为牛津大学要在年收入远远低于外国主要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保持世界前十名的地位，势必需要一种高标准而又实际的计划；自２０００年管理改革开始，大学的各学术分部每年都提出学术计划，但缺少大学整体的学术战略及为各学术分部设立的工作标准；管理改革后在学术分部和学院之间出现的招生和资源配置分歧问题突显了对大学学术战略的迫切需求。
学术战略的内容。在大学学术战略２０２０年的长远规划中，牛津的目标是继续保持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到２０２０年要使牛津区别于其它精英大学。这涉及到以下七方面的问题：规模和结构、研究、教学、招生和入学、创新和知识转移、外部关系、标准和评估。
学术战略如何制定。麦克米伦教授简单归纳为三方面的内容：责任、资源和范围。责任方面包括由谁决定和制定学术战略，责任机构是否有恰当的职权范围和必要的管理；资源方面包括制定战略阶段需要哪些资源，能否找到这些资源；范围方面涉及财务规划、大学内部的激励机制、政策的完善等。
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校长库特·赖纳·库茨勒：大学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力量库特·赖纳·库茨勒（Ｋｕｒｔ
Ｒｅｉｎｅｒ Ｋｕｔｚｌｅｒ）教授，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校长。兼任德国大学和高教协会主席，主要负责规划和组织方面的工作。曾于１９８７～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担任柏林工业大学第一副校长。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函数分析和拓扑学，研究成果涵盖了普通拓扑学、曲线函代数、收敛空间理论、收敛向量空间、拓扑和范数的有序线性空间等。
库茨勒教授阐释了科技创新和技术转让对现代社会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德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强大国力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科技创新及其应用。科技知识及其带来的实际应用过去是将来也是经济结构变化的中心因素。科技发明必须转化为新应用技术、新产品和新的工艺过程，才能推进国家经济的繁荣。大学不仅是发现新科学知识的主要参与者，同时还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力量。
库茨勒教授认为，科技转化涉及到三个基本因素：纯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原型开发，以及产品开发和生产制造。科技转化既应成为两种研究之间的纽带，也应成为它们与产品开发、生产制造之间的纽带。
创新过程的第一个环节就是以好奇心为基础的纯理论研究。理论研究者进行研究的动力是他们对新知识的渴求而不是能否获得经济利益。但是，纯理论研究有助于推动创新。
应用科学是创新的第二根支柱。应用研究要求纯理论研究能产生新知识、新的应用领域，并形成原始的、具体的有关新产品或新工艺的方案。
创新过程的第三步是进行商业化研究和开发，生产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在科技转化方面，大学要尽可能培养高水平的专家，把出色的科研和对学生、年轻科学家的培养结合起来。大学不但在科学知识和工作方法的传播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如何解决问题、推动科技产业化方面也有很大贡献。大学教育必须保证受教育者从事科技转化所必须的能力得到完善和提高。
库茨勒教授进一步指出，科技转化最常用的方法有三种：
面对面的技术转化，即大学与来自社会和产业界的“消费者”进行对话，商讨有关课程设置、学科内容及其改进等问题。此外，大学还必须看到大学后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重要性。
融入工业网络，促进并实现多方之间多种形式的合作，进行技术转让。科学和技术代表着两个不同的领域，必须用一个公共平台把二者联系起来。如柏林技术基金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该基金会不断组织活动，让科学界和产业界的主要参与者共同讨论具体项目的实施问题。
通过申请专利和许可证的方式进行技术转让。在德国，以专利和许可证制度为形式的对创新活动的合法保护往往被忽视。直到最近，德国的新法律才允许大学为校内研究人员的新发明申请专利，发明者可以得到３０％的收益。因此，德国柏林地区的大学联合组建专利开发公司，为大学的发明者在专利注册方面提供建议，并帮助处理财务问题。在技术转让方面，专利开发公司的最大好处是最大程度地帮发明者申请专利并充分利用这些专利。
斯坦福大学教育经济学家马丁·卡诺依：大学要应对教育不平衡现象带来的挑战
马丁·卡诺依（Ｍａｒｔｉｎ Ｃａｒｎｏｙ）教授，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斯坦福大学教育和经济学教授、劳动经济学家。曾任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国际发展教育委员会主席，现任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国际学校董事会成员、斯坦福大学国际比较教育协会候任会长。主要从事美国教育政策与实践、国际教育体系比较、经济与教育之间的关系等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有：《全部平等：私立学校有别于公立学校吗》、《支撑新经济：信息化时代的工作、家庭与社区》、《全球化与教育改革：规划者需要了解什么》等。
卡诺依教授认为，国家的经济甚至民族文化正在向全球化发展。全球化主要以信息和创新为基础，以知识为先导，它带来了竞争激烈的高度知识密集型经济，从而影响到劳动力市场、家庭和教育，对知识的传播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大学的影响尤甚。
大学对于技术开发和转让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大学有能力培养出使用新技术的具有管理技能的人才，大学对于使用、开发信息和工业技术转让起着重大的作用。在生产应用技术方面大学的主要作用是依靠企业，培训出高技术型的劳动力，推动企业、市场的改革，这就需要获得个人和国有公司的投资。
大学肩负着一系列重要的任务，如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培养科学家、工程师及生产服务所需要的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大学承担着与私营企业、公共企业及区域性经济开发项目相联系的科研任务。
政府在制定科技战略计划方面，有着特殊的影响作用。国家如何成功地跻身于新知识经济，特别是高等教育体系应对教育不平衡现象带来的挑战时，政府起到至关重要的调节作用。所有已经形成科学行业并建立了支持这些行业的基础知识体系的发展中国家，都在经济建设中采取了政府干预和投入大量公共资助的方式。
高等教育系统所承受的压力增加。高等教育的回报率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提高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能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这也增加了人们对接受大学教育的需求，促使政府扩大招生。政策结构的调整在提高高等教育的投资回报率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率提高的同时，高等教育系统所承受的压力也加重了。
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竞争压力加大。在大多数国家，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往往也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社会高层家庭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教育，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获得了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另外，在教育费用昂贵的地区，特别是在好的学校中，拥有较高经济地位的学生，能够进入更好的学校学习。当接受高等教育的回报增加时，争夺“好”大学的竞争也就愈演愈烈。
早稻田大学校长白井克彦：大学新的核心使命是创造性解决多元化社会的问题
白井克彦（Ｋａｔｓｕｈｉｋｏ
Ｓｈｉｒａｉ）教授，２００２年始任日本早稻田大学校长，此前任早稻田大学国际交流中心学术事务主任，早稻田大学副校长等职。目前担任日本私立大学情报教育协会副主席、日本广播公司（ＮＨＫ）科技顾问、日本文部科学省大学与学校法人建设顾问和日本电信发展机构Ｓｈｉｂｕｙａ／Ｕｅｈａｒａ研究中心主任。曾任日本声响学会理事、日本人工智能学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是智能科学与工程、语音科学。
白井克彦教授指出，目前影响日本大学发展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人口出生率的降低；二是社会迫切要求大学开展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教学和科研活动。面对上述形势的要求，大学的管理运营必须明确各自组织机构的分工，在完善的制度下开展各项运营活动。
白井克彦教授认为，环境变化已经赋予大学新的核心使命，即与市民、企业、地区、政府以及世界范围的高等学府携手合作，创造性地解决多元化社会的各种问题。因此，今后日本大学的发展道路从广义上来讲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剑桥大学这样的超级名牌学府作为竞争对手，实现全球化的发展；二是扎根本土，与本地区共存共荣，强力推出具有地区特色的发展模式；三是着重发展生物科技等领域，创立独树一帜的教学科研机构特色。
目前，日本大学主要的发展举措包括：
在研究领域，强调企业与院校合作，建立委托研究制度，并通过与地方大学等教育机构联手共建知识团组为地区经济做出贡献。此外，日本文部科学省倡导的２１世纪ＣＯＥ（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项目将向大学提供竞争性研究资金。
在企业、院校合作方面，今年日本经济产业省为促进企业与大学的共同研究项目划拨了１．６亿美元的预算。即使在泡沫经济、财政持续紧缩的情况下，这类项目的预算与前年相比依然维持在增长水平上。
在管理方面，从２００４年４月开始，日本国立大学在向独立行政法人化过渡的同时，建立了由第三方中介组织成立的评价机构，建立了大学的评价制度，由此迎来了各大学为应对日益变化的外部环境而彻底转向自律型运营方式的时代。此外，大学设立了理事会，与校长的领导作用一起，形成一套透明、机动且具有战略性的运营体制。
白井克彦教授介绍，早稻田大学将推进“通过建设大学与社会之间的知识网络，实现知识的共创”这一主导思想。“知识共创”的合作对象是市民、企业、地区以及政府，即向市民提供和实施终生教育；与企业合作开展科研，共同创办公司；挖掘地区内在潜力，促进学生参与地区建设；对政府实施的新政策和新法规进行事前、事后评价，发挥智囊团作用。
白井克彦教授认为，在大学之间跨越国境开展合作，实现人力资源网络的构筑和“知识共创”，是建设全球社会必不可少的手段。担负未来全球社会建设重任的人，不仅需要具有超越国境的视野，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和历史，更需要一种世界公民的气概而大学正负有培养具备这种素质的人才的使命。
巴黎第十一大学原校长格扎维埃·夏皮萨：真正的现代化大学应很好地适应社会需求格扎维埃·夏皮萨（Ｘａｖｉｅｒ
Ｃｈａｐｕｉｓａｔ）教授，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４年担任巴黎第十一大学校长。现为法国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中国俱乐部主席。夏皮萨教授曾就学于巴黎第六大学、巴黎第十一大学，曾任巴黎第十一大学副校长、法国国家研究中心（ＣＮＲＳ）理论化学实验室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分子碰撞。
夏皮萨教授认为大学的任务将有所变化。随着人们接受高等教育需求的增加，大学面临着更加繁重的教育与研究任务。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每个学生发现自己的才能，为未来的就业做好准备，这就要求大学开设多样化、个性化的课程。大学需要更多的变革。一方面，大学要继续促进基础知识的进步；另一方面，大学还得促进技术的转让。
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学生流动性的增强，各大学都在积极接收外国学生，并且为本国学生出国留学提供便利条件。在教育计划的制定中，应当考虑到国际化的要求，应当教学生了解其他文化。另一方面，大学应当欢迎外国学生的到来。接收一些来自经济欠发达国家的学生，这是帮助这些国家培养精英的一种方式。
知识进步是技术发展的源泉，在许多领域，应用研究几乎与基础研究同步发展。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还存在一种纽带，即“技术转让”，这也是大学的新任务之一。其实，美国的科研地位很大一部分依赖于非常活跃的基础研究，同时也依靠基础研究与工业界之间良好的协调与配合。
真正的现代化大学应该很好地适应社会需求，承担起汇总各种观点的任务，从而为研究项目的完成做出贡献。随着技术进步及其对整个社会科技素养要求的提高，大学不仅要承担最初的教学任务，还要承担继续教育以及传播知识的任务。
| 
当前位置：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