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5月，68岁的武衡从国家科委副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改任顾问。此后，他的精力主要投入在三件事上，头两件是南极考察和中国发明协会的组织领导工作，第三件事是编写延安科技史和东北解放区时期的科技史料，与此相关，他给人们留下一部叙述自己科学工作历程的传记，题为《科技战线五十年》。五十年，是指从1940年他参加延安的自然科学研究会算起，至该书结稿时间止。大这五十年中，他曾两度在中国科学院担任领导职务。

　　少年求学

　　１９１４年３月１８日，武衡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父亲给他起名叫武仁惠。其父武朗轩曾做过食品糕点的学徒，后在徐州经营了一家食品店，建起了自己的家业。父亲那勤奋和要强的性格，对武衡的童年产生很大的影响。武衡兄弟５人，姊妹２人，他排行老大。父亲原望他继承家业，经营那间食品店，却未遂其愿。武衡的启蒙教育是在新式小学中开始的，在徐州完成了他的小学学业。１５岁那年，武衡随其舅父到了南京，考取江苏省立第一中学初中部和中央大学实验中学。他第一次离开家乡、离开父母而独立生活。

　　南京对于武衡这样一个初次离开家乡的学生来说，是一个新奇的地方。他怀着崇敬和向往来到当时的京城。然而，学校当局的种种行径却使他失望。他在南京读初中时，怀着对现实的不满和猎奇的心理，开始寻找和阅读被当局查禁的进步书刊。在“啃”这些“天书”的过程中，他粗浅地了解了“阶级”、“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新名词的内涵。这些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启蒙的作用。

　　１９３０年的阴历年，学校还没有放假，住校的学生都在学校食堂就餐。大年初一，学校伙食很差，激起学生的愤怒，加上长期积淀于学生内心的对学校当局的不满，很多学生借此发泄情绪，在食堂用筷子敲碗，并把打来的饭菜倒在地上。为此许多学生受到处分，武衡也被记大过一次。按照学校的规定，学生被记过三次便开除，这使武衡开始思考他的出路。他利用初二下半学期赶课。１９３１年，背着父母和学校报考扬州中学，报考时，他为自己改名武衡。扬州中学录取了他。９月，武衡离开南京，到扬州中学高中部就读。

　　扬州虽离南京很近，但却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尤其好似一块与政治完全隔离的“净土”。这种宁静的环境使刚从南京来的武衡很不适应，他只能通过广播了解当时国家发生的大事。但这种环境也使武衡得以潜心读书，扎扎实实地学习基础知识。扬州中学高中分文、理两科，所学课程由学生自己选择。一开始他文、理两科都选，到了三年级的时候，选择了理科。在他看来，文科一般多与人打交道，自认不善于此。而自然科学要比与人、与社会打交道简单得多。三年苦读，为他继续求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１９３４年，武衡同时报考了两所大学—–北平的清华大学和南京的中央大学。那时考大学是由各校自己出题考试，两所学校的考试风格不同，中央大学考作文要求用文言文，而清华大学用白话文。也许由于他的文言文不好，他在中央大学落榜，却被清华大学录取了。

　　考入清华地学系

　　１９３４年初秋，武衡满怀激动的心情跨入清华这座令人仰慕的大学。他报考的专业是化学。与当时许多初入大学的学生一样，他对理工科的专业并不十分了解。好在当时的大学体制给了他们重新选择专业的机会。当时清华大学新生入校第一年不分专业，每人可以凭个人志趣选择公共基础课，第二年才选定自己的专业。

　　一天课余，武衡在校园看到地质调查展览的海报，这是清华地学系的袁复礼教授与瑞典地质学家斯文赫定带队到新疆进行地质考察，带回许多照片和地质标本，在学校里办的一个地质调查展览。武衡去参观了这个展览，他立即被大自然的神奇、美妙所吸引。在平常人眼里那一块块普通的石头，被赋予了科学的价值和新的意义。照片中袁教授那不畏艰险的探索精神使他无限敬佩和崇拜，他决定踏着袁教授的足迹，投身大自然。当时新生入学时报考地质专业的学生很少，所以，他很容易地转到了地学系。

　　地学系是一个小系，共分三个组：地质、气象、地理。他这一级的学生加起来不足２０人，教授也不多。其中袁复礼教授的讲课风格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以后的专业学习中，武衡除了系统地学习地质专业的有关课程外，还选学了自然地理、气象学、中国通史和德语等课程。１９３５年暑期，在系主任冯景兰教授的带领下，武衡第一次参加地质调查的实习活动。这次地质考察活动使他受益匪浅，为他以后在陕北主持地质调查打下了基础。

　　一年的大学生活，使武衡大有长进，他渴望在科学的世界中汲取更多的营养。但时局的动荡、民族的安危使他难于潜心学业，天下之大，放不下一张课桌。1935年７月，《何梅协定》出笼，日本在华北成立的伪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决定在１２月９日伪政权成立这天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武衡积极投身其中。运动遭到镇压后，他又参加了自行车南下宣传队，赴南京请愿，途经徐州遭到军警的阻绕，被迫返回北平。武衡又积极参加了新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成为第一批“民先”队员。

　　１９３６年７月，北平学联发表《复课宣言》和《非常时期教育方案》。提出：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应尽量侧重国防科学和军事交通、军事应用化学方面的学习和研究，组织研究会，加强军事训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于是，武衡、葛庭燧、戴中扆（黄薇）、齐振锋、章宏道（章文晋）等“民先”队员组织起清华大学“实用科学研究会”，大力宣传国防科学知识，并在《北平新报》开辟《新科学》副刊，宣传抗日救亡和防空防毒等科普知识。武衡积极参加并负责《新科学》的编辑工作，撰文宣传抗日。

　　１９３６年初，武衡被选为清华大学学生会干事会干事。当时清华大学学生会设干事会，负责处理日常工作。武衡主要负责管理学生的食堂、进城的班车和合作社等福利工作。这些是学生自治工作的一部分。１９３６年下半学期，学生会改选时，鉴于上半年工作成效显著，以及在“实用科学研究会”的领导工作中建立起来的威信，武衡被选为干事会副主席。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 “西安事变”发生。清华学生明显分两派，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那一天，在右派学生的要求下，学生会同意当晚举行篝火大会。在对这次活动的一些事项谈判中，右派学生提出要呼喊“中华民国万岁”，武衡等人提出呼喊“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在没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学生们就在学校操场开始了庆祝活动。活动中两派学生在呼喊口号问题上发生争执，并最终酿成一场武斗。学校给两派主要参与学生记过的处分。武衡虽然没有参与打斗，但因他是争论一方中主要代表之一，被记大过两次。为此，地学系专门召开系务会议，并通过决议，对武衡受到的不公正处分表示慰问，对学校当局提出抗议。

　　“七七事变”爆发后，清华大学留校的学生纷纷搬进城内。武衡也搬到北平的一个徐州同乡家中暂住，并继续编辑《新科学》。７月２８日，日军攻进北平城。当时日军见学生模样的人就抓，武衡与其他学生一起化装成市民混在难民中乘火车离开了北平，前往天津。

　　抗日救亡，投笔从戎

　　武衡到天津后住进法租界。随即又乘船抵山东济南。在济南车站，他与同行的一些“民先”队员发起成立“平津流亡同学会”。武衡成为该组织的骨干。不久，“民先”总队长李昌来到济南，传达了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决定建立“民先”山东省队部，武衡成为三个领导者之一，担任宣传训练部长。从此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在这期间，日军继续沿津浦线向山东推进，１０月３日德州沦陷。济南也呆不下去了，１０月中旬，武衡与“民先”山东省队部一同撤至泰安。与济南繁忙景象不同，泰安非常宁静。在这里，经孙陶林（原名孙传文，当时是“民先”山东省队部队长）介绍，武衡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久，山东省委书记黎玉派武衡以“民先”的名义到胶东活动。他先到潍县，与潍县的“民先”组织联系并开展工作。后又到青岛的山东大学，山东大学留下的学生正准备向内地转移。许多“民先”队员到了高密县，因此，武衡又赶到高密。在高密传来济南失守的消息。在他离开泰安时，山东省委曾告诉他，若济南、青岛失守，省委将迁至临沂。于是，武衡和山东大学的一些学生骑车到临沂找中共山东省委。但当他们到达临沂时，临沂已是一座空城，党组织又转移了，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为投身抗战，武衡乘车赶赴山西临汾，因为“民先”总队部设在那里。这时，正赶上 “民先”总部成立代表团，赴战时国民政府临时首都武汉开展争取“民先”公开合法地位的活动。武衡主要负责与“民先”武汉办事处、青年救国团、平津流亡到武汉的进步教授、学生等联系，并且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三厅的文化界进步人士联系，以争取他们的支持。在武汉，武衡先后拜访了当时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冯玉祥将军等人，获得了他们的同情。后又在徐州成立了“民先”办事处，并征得李宗仁同意“民先”在徐州公开活动。

　　抗战前线失利，李宗仁下令放弃徐州，武衡等一行人离徐州抵上海。不久又乘船到香港，后到广州。在广州他找到广东的“青年抗日先锋队”，被广东省委派到香港工作，但终因语言不通，工作无法开展而返回广州。这时，日军开始向广东进攻，广东省委将撤至粤北时，派武衡去湖南寻找长江局，报告省委撤退情况和在粤北安排的任务。

　　武衡先衡阳后长沙找到长江局。在向组织汇报了广东省委的情况后，提出到延安的愿望，但组织希望他到新四军去工作。这样，武衡留在长沙等去新四军的通知。几天之后，叶剑英接见武衡，告诉他长沙也要被放弃了，要他马上离开，并表示同意武衡到延安，要他先到广西桂林找八路军办事处的李克农。武衡搬到长沙郊区的一所“交辎学校”，准备撤离，然而，就在这天夜里，长沙失火了。当他被呼喊声惊醒时，长沙城区已是一片火海。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长沙大火”。第二天，他随着交辎大队离开长沙，向西南撤退到广西。稍后又独自北上重庆，找到八路军办事处。由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很需要干部，武衡被留在重庆工作，担任川东特委巡视员。在这期间，他意外地与从徐州逃难到重庆的家人团聚了。

　　一天，长江局通知武衡，组织决定调他到延安工作。当时，延安刚刚开过青年工作会议，决定加强党的青年工作。在蒋南翔和李昌的推荐下，中央决定调武衡到延安参与青年工作。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武衡１９３９年３月，到达了延安。

　　执教延安自然科学院

　　初到延安，武衡被分配到中央青委工作，担任青委秘书。当时中央青委书记是陈云，副书记冯文彬。对外称“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不久，他又先后被调任青委宣传部宣传科长和联络处处长。

　　１９３９年，“五·四”被确认为中国青年节。在首次纪念活动中，延安进行了奖励模范青年的活动，武衡成为其中的一员。在这一年８月１３日的陕甘宁边区学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武衡当选为边区学联主席，并主持了这次大会。１９４０年，武衡调任延安中山图书馆主任。

　　１９３９年，由于国民党政府经济和军事的封锁，陕甘宁边区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为了打破这种封锁，边区开始了大生产运动。１９４０年２月，陕甘宁边区成立自然科学研究会，以动员边区科技人员为边区的经济建设服务，武衡积极投身其中。１９４１年下半年，自然科学研究会地矿学会根据边区政府建设厅和军工局要求，开始了对边区地质和矿产资源的调查工作。根据对关中分区地质资源的调查结果，他们提出了在关中兴建炼铁厂的建议。除此之外，这次地质考察获得了意外的收获，即在黄土层下的红层中发现了大量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在这一系列边区地质考察活动中，武衡是主要成员之一。这些活动不仅对他的科学能力和体能是一次锻炼，更重要的是促进了他思想的转变：在这些活动中，确定了他关于“科学大众化”、“理论联系实际”的概念。在这期间，党号召组织边区科学技术干部归队，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在这种形势下，武衡于１９４２年秋被调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地质系任教。这次调动对武衡来讲是一次很大的转折。因为，从抗战开始，他曾决心“投笔从戎”。他认为，虽然没有机会到抗日前线，青年工作毕竟也还是在从事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因此，让他重新归队从事科学技术工作，使他心里很不安。但他还是无条件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

　　延安自然科学院座落在延安南门外杜甫川山沟里。分大学部、预科（高中部）和补习班（初中部），大学部设数理、化学、生物、地矿等系。地质系有两名教师，张朝俊任系主任，教采矿课，武衡教地质课。延安中山图书馆中的专业书籍是靠外来人员带来的各种书籍积累起来的。但有关地质的专业书籍很少，武衡只找到一本“地质矿物辞典”，作为教学的“经典著作”。另外，他努力结合陕甘宁边区和中国其他地区地质现象的实际讲授地质学课程。在教学过程中，他还参与《解放日报》副刊、《科学园地》的编辑工作，担任科学副刊的主编。

　　１９４２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在这次运动中，自然科学院开展了关于“理论与实际关系”的大讨论，具体涉及到自然科学院的教育方针、教学内容等问题。这次争论是大规模的，以至于每个人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在争论中武衡认为，“教育必须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自然科学院应该办工业系、农业系，以解决边区经济发展的燃眉之急，但“对办自然科学高等教育则不应完全否定”。他建议“除将大量师生转入工业、农业的教学外，还要办一个理学系，以培养基础学科的人才。”

　　随着“整风”运动的继续，运动转入到审查干部阶段。在此后愈来愈“左”的气氛下，自然科学院中止了正常的教学活动，武衡也成为了审查对象。１９４３年３月的一个夜晚，武衡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他被铐上手铐带走。在关押了４、５个月后才被提审。这是他这次被关押中的唯一一次单独受审。保安处的工作人员要求他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大约在８月以后，保安处召集大部分被关押者开会，宣布这次搞的“抢救”运动出现了偏差。保安处处长周兴代表党中央向受审查者道歉。会议之后，他们被“解放”出来，等待着对每个人的结论。武衡参加了干部训练班。学习结束后，调到边区保安处总务科帮助工作。１９４４年秋，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开展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尽管这时对武衡还没有做出政治结论，但他仍然被保安处选为模范工作者，并再次接受了奖励。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在新形势下，中央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延安的大批干部分批前往各解放区，特别是组织干部赴东北收复失地。由于组织对武衡的问题还没有做出结论，他只能等待。终于有一天，组织通知他有了政治结论。结论很简单，认为他在政治上和历史上没有问题；在被审查期间也未犯错误。武衡在这份结论上签了字。

　　审查结论宣布后，武衡被编入西北局赴东北干部大队，踏上了收复东北失地的征程。

　　　　　　　　　　 旗长·县长·局长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６日，武衡随干部大队从延安出发，经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次年初抵东北。由于国民党军队及政府机关已进驻沈阳，中共中央东北局迁往抚顺。中央决定成立西满分局，要求干部队到洮南报到，由西满分局分配工作。干部队乘坐一列以豆饼为燃料的火车到了洮南的张家屯。

　　在洮南，武衡被分配到省委研究室工作，担任副主任。在这期间，他们曾随省委一班人到刚被解放的扶余做调查工作。省委里的工作是轻闲的，但在那轰轰烈烈的年代里，这种无所事事的状况使武衡焦虑不安，他要求到基层去工作。在他的坚持下，省委同意了他的请求，分配他到杜尔伯特旗担任旗长（县长）。

　　杜尔伯特旗是蒙古族聚居地。在他们进驻之前，该地王府已经成立旗政府，旗长为原旗王爷色旺多尔吉。省委决定由胡锡光任书记、武衡任旗长、程正杰任武装大队长，组成共产党地方政府接管该旗政权。到了杜尔伯特，他们受到王爷色旺多尔吉的欢迎，但由于不懂蒙语，以及由于长期形成的民族隔阂，开始工作很困难。他们一方面做蒙族上层人物的工作，一方面举办了蒙族青年学习班，宣传革命道理。由此，培养了一批干部，为在此地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１９４７年春，泰康解放后，经吉林省委决定，泰康县与杜尔伯特旗合并为杜尔伯特旗。在新的旗政权领导下，他们对原旗武装进行改组。在中央土地会议后，他们在该地区的汉人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

　　１９４７年８、９月间，武衡调任扶余县县长。扶余县是一个产粮大县，组织希望他到那里抓好粮食工作，以支援前线。武衡初到扶余县，正值鼠疫流行，此外，由于先前工作上的一些不切实际的作法，挫伤了农民交粮的积极性。武衡到任后，立即组织消灭鼠疫的活动，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鼠疫被扑灭。同时，他积极组织干部下到各村进行工作，对村干部进行说服教育，改变做法，由农民认购上交粮，由于工作做得细，很快超额完成了支前任务。根据扶余当时的情况，他还积极兴办教育、修建道路和治理环境。当时，扶余县沙化严重，武衡发动群众在松花江沿岸和城郊植树造林，使该县退沙还田，保证了该地区的产粮优势。

　　１９４８年４月，武衡再次接受调动，到齐齐哈尔担任省企业局局长。一年后，黑龙江省与嫩江省合并为黑龙江省，他被任命为省工业厅厅长。在约一年三个月的时间里，他领导、整顿和兴办各种工厂，为该地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东北科学研究所到东北分院

　　１９４９年７月，武衡接到东北局的调令，担任东北工业研究所所长职务。这次调动是李富春提出并坚持的。至此，他再次回到科学技术领域。

　　东北工业研究所设在原伪满“大陆科学院”旧址，位于长春南郊，归东北工业部领导。１９４９年８月１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关于整顿高等教育的决定》，提出东北工业研究所为全东北高级科学研究机关。９月，东北工业部规定该所任务是：“配合（东北）各工厂建设，进行资源的调查研究；培养科学技术研究干部；检验各工厂产品的质量，联系指导各工厂的技术研究工作；介绍苏联科学上的成就与先进经验。”在当时百业待兴的形势下，东北科学研究所担负了艰巨的任务。武衡到任后确定工作重点：（１）到关内招聘科学技术干部，或请关内有关大学和研究单位派人到东北工作，为东北培养干部；（２）向关内广为收集、购买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化学试剂等；（３）组织已有的科学技术人员，到东北各厂矿企业参观、学习，了解他们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４）继续修缮房舍，修复仪器设备等。

　　１９４９年底，武衡率“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技术人员招聘团”赴关内招聘人材。在陈云、李春富的亲自关怀下，招聘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招聘团分华北组、华东组、中南组和西南组。武衡在北京将华北组安排好后，转赴华东组织招聘工作，因为，这两个地区是科技人才集中的地区。由于这次招聘活动宣传广泛，工作深入，安置条件优惠，以及由于当时关内各项工作还未全面展开，因此，报名十分踊跃。招聘工作从２月开始，到６月结束，招聘到各类科技人员、医务人员和财会人员共４０００人。这些人到东北后被分配到各个领域，为东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教育与科研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寻找矿产资源于东北工业的恢复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陈云、李富春和东北人民政府的指示，武衡在这次招聘活动中，还积极与地质界科技人员广泛联系，筹办物理探矿训练班和邀请地质学家到东北开展地质矿产调查工作。在他的积极推动下，请顾功叙在北京代为培养探矿的专门人才。当时北京报考者达３０００人，由于条件的限制，招收了１２人，加上从东北选送的８人，共２０人。为了筹划在东北开展地矿资源的调查工作，武衡在北京南京分别拜访了侯德封、程裕淇、张文佑、喻德渊、俞建章等地质学家，向他们发出邀请，并一起商谈有关资源调查事宜。经财经委员会批准，１９５０年４月，由南京中央地质研究所、矿产测勘处、北京地质调查所、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长春东北地质调查所等有关人员参与，组成东北地质矿产调查队，开始了大规模的地质矿产调查工作。

　　为了支持东北工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东北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采取了从东北工农业的恢复工作中找研究课题的方法和道路。提出科学研究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并且积极组织科研人员到各厂矿开展调查，以期对东北工业现状和存在的有关问题进行全面了解，并根据收集工业生产中急需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确定研究项目。在此基础上，他们对科学研究做出年度计划。显然，这种做法与当时东北在全国经济恢复中的地位密切相关；也与当时科研部门隶属于工业部门这种体制密切相关；当然，也还与像武衡这样的科研管理领导的政策思想有关。这为以后的科学计划或规划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武衡主持东北科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中国科学院和中央宣传部科学处曾两次派人到东北了解情况。考察组在肯定各所工作的基础上，也指出了该所研究水平较低，缺乏学术水平的问题。调查组认为，这种研究项目应当交由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进行。这个意见在当时曾引发了一场关于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的争论。

　　１９５２年８月，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成立。这是中国科学院的第一个分院。严济慈出任院长，恽子强任副院长，武衡任秘书长。原东北科学研究所隶属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领导，改名为中国科学院长春综合研究所，由武衡兼任所长。在东北分院第一次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上，武衡提出：“研究机关的科学技术人员的团结是可珍贵的，每个人都认为帮助别人就是对国家有所贡献。这是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他认为在国家缺乏科学技术人员的情况下， “最有效地组织我们的力量就成为严重的任务了”。

　　东北分院成立后，对东北原有研究机构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并新建一些研究机构，调配一批高级科学家担任所长，由此，促进了东北地区科研机构学术水平的提高。调整后的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共有６个研究所。武衡作为分院秘书长，一直参与建所的决策工作。早在１９５１年秋，东北分院建立之前，有一次武衡到北京办事，得知中国科学院准备筹建冶金研究所（后在李薰的建议下改为金属研究所），听说几位刚从英国回国的冶金专家正筹备此事。他赶到科学院院部，在那里见到了李薰等人。武衡向李薰介绍了东北钢铁工业恢复和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希望他们到东北去。武衡又找到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希望他支持冶金研究所建在沈阳。因为，当时沈阳是中国重工业的中心城市。回到东北后，武衡把这个情况及其意见向东北工业部作了报告，获得了他们的支持，为中国科学院决定将金属研究所建在沈阳创造了条件。１９５３年３月１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在沈阳成立。李薰出任所长。

　　１９５３年，经政务院２０９次政务会议批准，中国科学院组织起由不同学科科学家和科学管理人员参加的访苏代表团。代表团的任务是：一、了解和学习苏联如何组织和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十月革命后苏联科学如何从旧有基础上发展和壮大起来的经验；二、了解苏联科学的现状及其发展方向；三、就中苏两国科学合作问题交换意见。代表团由钱三强带队，张稼夫任临时支部书记，武衡任秘书长。因为武衡在东北分院负责搞过科研计划工作，因此，分工了解苏联科学院的计划工作。由于有学习和从事地质工作的经历，在访苏期间，他较多地参加了与地质有关的活动。代表团在苏联访问了８０天，回国后，在长春进行了总结。总结报告由汪志华执笔，全体团员共同讨论定稿完成。这次访苏，不仅推动了中国科学院学习苏联的热潮，而且掀起了全国科学界学习苏联的高潮。

　　１９５４年夏，随着大行政区的撤消，中国科学院于８月１０日通知东北分院及有关各省人民政府，撤消东北分院，在沈阳设立办事处。

　　　　　　　　　 出任学术秘书处副秘书长

　　１９５３年，武衡在参加访苏代表团回国后，就忙碌于根据苏联经验改进东北分院的各项工作。１０月，他接到中国科学院召开所长会议的通知。这次所长会议按学科分组举行，因当时中国科学院属技术科学的５个研究所，有４个在东北分院，因此，由武衡主持技术科学组。会议期间，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稼夫表示希望调武衡到北京院部工作。会后不久，武衡在沈阳接到东北局组织部的正式通知，中央已批准他到科学院任职。１９５４年的除夕，武衡接到张稼夫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要他尽早到北京报到。

　　在沈阳过了两天的春节假期之后，武衡便打点行装匆匆起程。中国科学院开始着手组织学术秘书处和中国科学院学部。１９５４年４月８日，学术秘书处成立。钱三强、陈康白任秘书长、秦力生、武衡任副秘书长。武衡与学术秘书汪志华承担了学术秘书处大量日常性工作。由于武衡是科学院党组成员，并参加院务会议，因此，他在学术秘书处承担的工作就更重些。此时院机关也做了调整，因为成立学术秘书处，而撤消了计划局。

　　学术秘书处成立后，承担了建立学部的大量的组织工作。经过一年多时间，第一届学部委员选聘工作，终于在１９５５年５月下旬分别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批准。第一届学部委员共２３３人。根据工作需要，武衡也被选聘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在此之后，学术秘书处着手进行建立研究生制度和科学奖励制度的工作。１９５４年，科学院院务会议决定设立研究生条例和科学奖励条例起草委员会，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兼任起草委员会主任，学术秘书处承担了搜集资料、征求科学家意见和具体的起草工作等。

　　学术秘书处承担了原计划局的主要工作，要负责科研计划的制订及其执行情况的检查；协调各研究所之间、科学院与产业部门、高等院校之间的关系。武衡认为，按照科学院与产业部门的分工，产业部门必须建立起自己的研究机构。为此，他向石油部提出建议，并且在一次计委召开的会议上，向李富春副总理反映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产业部门的大量结合生产的研究工作，完全靠中国科学院是不行的，他们必须建立自己的研究机构。”李富春当即指示石油部采取措施。不久，在大连石油研究所的大力协助下，石油部建立了自己的石油研究机构，并带动起一批部门科研机构的建立与发展，形成了独立的工业研究体系。

　　１９５５年９月１５日，中国科学院第３９次院务会议通过《关于制订中国科学院１５年发展远景规划的指示》，学术秘书处研究了１５年发展总布局，根据各学部提出的草案进行综合平衡，征求有关科学家的意见后报院务会议。１月３１日，国务院在制订１２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动员大会上，宣布成立以范长江为组长的十人规划小组。武衡是其中的一员。３月１４日，国务院宣布成立了由３５人组成的科学规划委员会。武衡担任该委员会副秘书长。从１９５６年１月，武衡全身心地投入到１２年科学技术规划的工作之中。

　　在决定制订１２年规划之初，中国政府就向当时在中国的苏联顾问通告了拟请苏联专家帮助制订规划的意图。之后，周恩来总理致电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请求派专家协助中国制订科学规划。苏联政府派了１６位科学家到中国。由于工作关系，武衡有较多机会与苏联专家接触，参加与苏联专家讨论各学科规划和今后发展的问题。例如，与苏卡乔夫院士讨论规划中所列的自然区划和自然资源考察的任务；请苏联专家对新兴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意见；与伏尔通讯院士讨论半导体的规划；与潘诺夫教授商谈计算机的规划问题等等。在整个规划中，他与中国科学院的院长顾问拉扎连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以致在１９６０年他访问苏联时，在中苏关系已处于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拉扎连柯还亲自到大使馆看望武衡，并邀请武衡到他家做客。

　　从关外到关内，武衡明显感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从人员组成看，关内的科研人员大多是留学回来的人，而关外大多是青年科技工作者。相比之下，当时党内有人把关内的科学机构称为“新解放区”。他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后也明显感到，工作方法应与在东北时有所不同。“科学院的工作不能像在其他部门工作那样，按行政组织推行，而是要按科学家、按人做工作。”同时，他还认识到，不能把东北工作的经验完全运用到中国科学院这个国家最高的科学研究机构。武衡面对新的环境和新的问题，他把尊重院长、副院长的领导，尊重科学家的意见作为自己工作的座右铭。这使他避免了当时一些从延安出来的干部容易犯的错误，有些人以 “改造者”自居，不尊重科学家，而给党的工作和威信造成损害。他力图通过自己细致的“做人的工作”的方法，将党的方针、政策，将党的意志准确无误地贯彻到科学工作中去。

　　１９５６年，武衡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代表，当选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从科学规划委员会到国家科委

　　１２年规划制订完成之后，武衡回到科学院，不久即赴长春，进一步落实１２年规划研究项目。没过多久，武衡又接到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要他立即赶回北京。回京第二天，参加了由陈毅副总理召集的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部门的干部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在规划完成之后的去留问题。陈毅明确表示：中央批准了１２年规划之后，下面是要落实，任务还是很重的……我作为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不同意这种说法（指撤消科学规划委员会）。他说，我们对待科学家不能采取“招之即来，挥之则去”的态度，这不是我们党的作风！这次会议之后，就再没有人提出要取消科学规划委员会的意见了。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向中央提出保留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建议，经中央批准后，该委员会成为常设机构，聂荣臻担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机构最初很小，委员会成员大多是分散于各科学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委员会通过设置多种学科小组，使科学家参与国家的科学管理工作。大约１２月，武衡与张劲夫去向聂荣臻汇报科学院的工作时，聂荣臻向张劲夫提出要武衡到规划委员会工作的建议。张劲夫对此未予注意。一个星期后，当武衡与张劲夫再次到聂荣臻处汇报工作时，聂问张，怎么武衡还没到规划委员会上班？张劲夫回来后，立即召开党组会，张劲夫说，上星期聂总提出要调武衡去规划委员会，我只认为是提出商量商量，我们还未来得及讨论，这次又问武衡怎么还未来上班，看来聂总已下命令了，非去不可。这样党组也就一致同意了。次日，武衡便到规划委员会办公室上班。为了工作的方便和连续性，武衡仍兼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并每周有一天到科学院上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１９６１年。

　　科学规划委员会被确定为常设机构之后，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２日，国务院批准了委员会领导人选，武衡被任命为副秘书长。直到１９５８年，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与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组建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武衡被任命为副主任。在这期间，武衡分管国家科委１６个厅局中的第七局（资源考察、地质、地理、煤炭、海洋、气象等）、发明创造局、工作条件局、科技情报局和国际合作局等。从１９５６－１９６６年的十年间，武衡在国家科委做了大量具体的管理工作，尤其在为科技的后勤服务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涉及成果管理、科技出版、档案资料、科研仪器设备、化学试剂的生产与进口、科研经费的筹集与分配，以及科技情报工作等方面。此外，武衡还参与了大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的组织工作。

　　１９６２年，国家科委设立发明局，负责管理发明工作。１９６４年国家科委成立发明评选委员会，武衡任主任。在筹备颁发发明奖的工作中，当时大家十分盼望能请到毛主席题字。于是，武衡与中央办公厅陈秉忱联系，求他代转请毛主席为“发明证书”题字的愿望。陈告诉武衡，中央已决定，凡请毛主席题字的，由办公厅婉拒。陈说，毛主席很重视发明，要武衡自己写信试试。于是，武衡给毛主席写了信。大约三四天后，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并连同“发明证书”的题字一齐寄来。毛主席的题字被立即印在了《发明证书》上和发明奖章上。当时准备召开第一次发明奖授奖大会，请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发奖，并根据《条例》规定给予获奖者一定数量的奖金，但由于当时开始了“四清”运动，批判“物质剌激”，由此引发了一场奖金该不该发的议论。在当时的形势下，这种议论也使武衡犹豫不决，于是，他以国家科委的名义给国务院写了报告。周恩来将报告转薄一波，薄一波表示，发明奖可以发，但方式要慎重。但不久，即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在这种形势下，不仅发放奖金不可能，连大会也没有开成，只是将发明证书及奖章寄给了获奖人。

　　历尽浩劫心未灰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之始，武衡正在邢台调查地震情况。７月３０日，科技界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批判大会，武衡被点名必须参加。江青、陈伯达到会讲话。至此，科委的运动进入高潮。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８日，国家科委被造反派夺权，武衡被列为“韩光反党集团”骨干，不断受到批判。１９６８年４月，武衡被关进了“牛棚”，直到１９６９年的３月被释放。林彪“一号命令”后，武衡随科委全体干部下放到湖南衡东县草市。１９７１年２月，武衡被“解放”回到北京。

　　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科研活动受到严重冲击，有许多工作被迫中断。1970年７月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全国科协、科技干部局合并为中国科学院，下设“业务一组”，主管原科委的工作；“业务二组”，主管原中国科学院工作。

　　武衡回到北京后，先参加了在北京正在召开的中国科学院计划座谈会，会后被分配到业务一组，担任副组长。从４月６日起，列席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会议。12日，开始参加中国科学院的办公会议。７月１日，成为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负责主持核心小组的日常工作，并且与秦力生共同主持科学院的业务工作。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之后，国务院成立科教组。１９７３年４月４日，科学院业务一组合并到科教组，改称科技组，武衡任组长兼任科教组成员。１９７３年６月，根据周恩来指示，国务院科教组的科学技术工作又交中国科学院管理。

　　１９７２年７月２３日，周恩来在一个批示中指出：“我认为科学院的研究所应注意基础科学。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冲击的是基础研究。科学院也有责任，怕短期搞不出成绩，怕挨批。中央历来的精神是，科学院应负责基础研究，过去没落实。”从此，中国科学院开始接受科研和管理方面的具体任务。但这时，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对于基础科学研究的看法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针对争论，武衡主张：科学院应当落实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

　　从１９７１年开始，中国科学院在当时政治形势下，排除阻力，开展了几项重大的研究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科学院进行了长波授时台兼导航台的筹建、高能物理、激光等研究工作。此外，中国科学院还开展了许多面向经济建设，与工农业实践相结合的项目。武衡参与了这类研究工作的决策与组织活动。

　　１９７１年，周恩来发动批极左思潮。３月２４日，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建议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报告》获得批准，刘西尧任会议领导小组组长，迟群和武衡为副组长。会议筹备期间，武衡率一小组赴天津，调查研究河北省的科技工作情况。

　　为了筹备这次会议，武衡等人开始研究中国科学院科研工作方向和任务，并起草向国务院的报告。

　　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于１９７２年８月１０日开幕，会议不仅批判了“左”的思想，而且增加了“批林”的内容。当时科学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根据周恩来关于“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的指示，武衡以科学院的名义，在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大力加强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工作》的发言。

　　会议开了整整４个月的时间。但是，当会议结束时，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即从批极“左”思想转向了反右，即“反右倾翻案风”。联系到这次会议中的批“左”，武衡再一次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1974年3月，江青插手中国科学院，批判“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斗争矛头直指武衡。１０月，武衡因心脏病住院治疗，后到广东从化疗养。在此期间，他被迫两次到科学院做检查，但都未通过。他也曾两次向周恩来写信，要求辞去科学院的职务，也未获批准。

　　１９７５年７月１２日，武衡回到科学院工作，正值科学院向中央写的《汇报提纲》已于头天上报中央。这时，科学院领导机构也重新调整，胡耀邦、李昌、王光伟、刘华清等充实了科学院的领导。在新的领导班子中，武衡仍然担任核心小组的副组长，分工主管业务。但好景不长，１９７５年１２月开始的“批邓反右”运动，使武衡很快就“靠边站”了。

　　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方毅到科学院担任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副院长。武衡协助方毅抓业务工作，１９７７年５月３０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如何恢复和开展科学技术工作的汇报。方毅和武衡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作出了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决定。这一年年底，武衡并主持了《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的制订工作。

　　重返国家科委

　　１９７７年９月，中央决定恢复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任命方毅兼主任，党组书记；武衡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不久，中央批准武衡辞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职务。

　　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面临百废待举的局面。１９７８年，党中央、国务院要求修订《发明奖励条例》，恢复奖励制度。为此，国家科委党组决定成立“科学技术奖励条例修订小组”，武衡任组长。为了使新条例能够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他们下到工厂、科研单位、高等院校进行调查，征求意见。新的《发明奖励条例》于同年１２月２８日获得国务院的批准，并颁布实施。１９７９年４月，国家科委与有关部门协商后，组成了以武衡为首的，由３２位知名科学家、工程师组成的发明评选委员会。在此之后，他为发明奖励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直至1987年，辞去这项职务。文革之后，原“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改为“国家自然科学奖”，《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条例》被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科学奖励条例》，于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２１日颁布实施。由此该项奖金的评选与颁发工作归口国家科委管理。国家科委组织了有３４位科学家组成的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武衡担任主任。恢复后的国家自然科学奖的评选工作因时间跨度长而具有很大的难度，在历经两年的评选工作后，终于评选出了１２０项获奖项目。１９８２年１０月23日，国家科委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这次大会是自然科学奖和发明奖同时授奖，盛况空前。武衡在大会上做了题为《发明与自然科学评奖工作的报告》。１９８７年第一届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届满时，武衡提出辞职的请求，但未获批准。在第二届任期中，他积极推进科学奖励的制度化。１９９０年，第二届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届满，武衡致信国家科委党组，提出辞职的请求，并获得批准。鉴于他为此做出的成就，国家科委给他颁发了奖状。

　　随着中国的开放，国际贸易的发展，建立中国的专利制度被提到议事日程。国家科委根据中央关于建立专利制度的指示，决定筹备建立专利制度。党组指定由武衡负责研究在中国建立专利制度的可行性。１９７９年７月１４日，国家科委召开专利工作座谈会，科委向会议提交《关于我国建立专利制度的请示报告》，武衡对《报告》作了说明。《报告》提出建立专利制度，建议起草专利法，成立专利局。但由于当时有些部门领导对专利的意义认识不清，尤其是工业部门对科研成果的推广付给报酬不理解，因而引起怀疑，甚至反对。当时，武衡认为建立专利制度刻不容缓。他努力排除误解，促成中国专利制度的建立。在筹建过程中，武衡率团出访了法国、瑞士、南斯拉夫、日本、美国、巴西等国，进行实地调查。１９８０年１月１４日，《报告》被国务院批准。根据国务院批示，国家专利局正式成立，武衡兼任第一任局长。１９８１年３月７日，国家科委、专利局将专利法草案报国务院审核，经修改后，交人大常委讨论。１９８４年３月１４日，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决定１９８５年４月１日起实施。为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鲍格胥先生向武衡表示祝贺，并于８月１６日在人民大会堂向武衡颁发一枚“发明与创造金质奖章”和奖状。奖状上写着：“特授予武衡先生以一枚世界知识产权金质奖章，以表彰他在创建中国的专利制度和促进保护发明权的国际合作方面的功绩。”

　　退居“二线”

　　１９８２年，武衡从国家科委领导岗位退居“二线”，担任国家科委顾问。但他此后一直“退而不休”。１９８５年，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１９８３年６月，武衡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

　　在这几年里，武衡不仅积极参与党和国家大事的讨论，而且继续关注和积极参与国家科学技术活动。比如，领导国家南极考察活动，参与建立中国发明协会等等。

　　中国的南极考察活动开始于８０年代。１９７８年，国家海洋局向国务院提出《关于开展南极考察事》的请示报告，获国务院批准。从此，国家开始了南极科学考察的准备工作。在筹组中国南极科学考察活动中，武衡等人出访了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美国、智利、阿根廷等国。1981年2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任命武衡为主任。委员会首先确定了近期工作目标：以派中国科学家到友好国家参加南极考察工作，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为自己组队考察及建站进行筹备，并为参加国际《南极条约》和“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作准备。１９８４年２月７日，在“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者奖”颁奖大会上，孙鸿烈、施雅风、毛汉礼等３２名获奖科学家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国务院，认为现在组建南极考察队，建立常年考察站，建立相应研究机构的条件已完全成熟。在此之后，中国开始了首次南极考察的筹备活动。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２８日，中国南极考察队出发，在南极经过45天的努力，１９８５年２月１５日在乔治王岛建成中国南极长城站。这时，尽管许多中央领导出于关心，劝阻武衡不要亲赴南极参加剪彩，但他仍坚持率代表团赴南极参加中国南极长城站的落成典礼。这年他已71岁。以后，中国南极考察队又多次出征，并又在南极建成“中山站”。１９８５年１０月，在南极条约协商会议预备会上，中国被接纳为南极条约协商国。从此，中国在南极事务上具有了发言权和决策权。１９９３年１１月，武衡辞去了这一职务。

　　１９８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后，倪志福、武衡等７２人联名倡议成立“中国发明协会”。同时，武衡率团先后到瑞士、奥地利、法国、日本、美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考察，并与各国相应组织建立交流与合作的联系。１９８４年７月２５日，国家科委、全国总工会向党中央书记处并国务院提出请示报告，建议“立即着手组织成立中国发明协会”。１０月１６日，中国发明协会成立，聂荣臻被选为名誉会长，武衡为会长，并组成发明协会全国委员会。１９８６年６月１５日，发明者协会国际联合会召开年会，会上，正式接纳中国为该组织成员国。

　　退居二线之后，武衡同志仍然心系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他根据自己的经历，编写了《科技战线五十年》；并在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出《延安时代科技史》等著述；他出任“当代中国”丛书副主编；编辑出版了有关延安、东北时期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集，并结集出版了《服务与求索》一书；还撰写了大量有关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回忆性文章，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1998年10月武衡病重住进北京医院，医院决定为他做“肾透析术”。但是，武衡拒绝了医院的安排。他说，今年特大洪水使许多人无家可归，需要救济。希望把国家为他治病的钱省下来留给灾民。除此之外，他要争取时间去完成未完的工作。他追求生活质量，认为不能让国家干养着一个人。武衡说：“人活着就要工作，不工作就没有意义了……还是顺其自然好。”为此，医院打电话给有关部门，医生再三强调，“再不做就晚了。而武老坚持不做，希望各方面都能做工作。”但是，尽管各方都在做了工作，而且武衡也明明知道如不治疗，自己最多只有11个月的时间，他仍然“固执己见”。在余下的有限时间里，武衡不顾劝阻乘飞机到了南方。到香港出席“世界华人发明博览会揭幕式”，去发表演讲。随后又到了珠海、深圳召开座谈会，发表了他最后的演说。1999年元月初，他被从深圳送回北京医院。1月15日，武衡在北京医院逝世。面对死亡，他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