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

路甬祥院长接受采访

　　6月6日播出的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采访了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以下是节目实录：

　　路甬祥中科院院长

　　穆荣平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郝柏林中科院院士

　　牛文元国务院参事

　　杨焕明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主任

　　王恩哥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所长

　　方新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对话节目，刚才大家看到的是今天下午刚刚闭幕的两院院士的大会的盛况。应该说呢，这是中国科技界的一次盛会，而这次盛会也引发了人们对科学家这一群体的高度关注。在今天对话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一位特殊的科学家。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先生，有请。

　　路甬祥：您好。

　　主持人：欢迎您，路院长。

　　路甬祥：谢谢。

　　主持人：这两天非常辛苦啊，一直都在开会，像这样的握手已经进行了很多次，跟那么多的科学家在一块，您什么样的心情啊？

　　路甬祥：我也很高兴。

　　主持人：您也很高兴。

　　路甬祥：不过跟媒体的节目主持人握手我还是第一次，那这是我的荣幸，应该轮到我来表达我的高兴了，其实前面我们说到，我们要请一位特殊的科学家，因为我们知道路院长本人是科学家，作为中科院的院长，有人说您是管着科学家的科学家，所以从这点上说有点特别。

　　路甬祥：我要纠正一点，我是为科学家服务的科学家。

　　主持人：这一开场就展现了科学家严谨的态度，任何一点不同的观点都要进行纠正和探讨。据我所知您是中科院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院长。是吧？

　　路甬祥：这是因为我出生的比较晚。

　　主持人：还好这次没纠正我，然后您的这个答案也是千真万确的答案。

　　路甬祥：但是我相信以后的院长也许会比我更年轻。

　　主持人：我们希望今天这个中科院历史上最年轻的院长，能够在这里跟大家非常坦诚地进行一次对话，好吗？

　　路甬祥：谢谢，我很愿意。

　　主持人：好，谢谢，请坐，刚才我们关于科学家的探讨唤起了我童年的很多记忆，说实话从小我最崇拜的就是科学家，我记得当时老师会让我们写很多的作文，好多次，每年都会写《我的理想》。但是我注意到我们班上好多人，比如说十个人当中至少有八九个人他们的理想我们都一样，都是要当科学家。而且最近这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也做了一项调查。在最受尊敬的职业排行当中排名第一的，连续好多年都是科学家。您是中科院的院士，也是工程院的院士，这样的荣誉感会不会更强烈一些？

　　路甬祥：我觉得当然我们感到很高兴，但在这样子荣誉面前，我们更感觉到我们的责任感，责任的重大。这说明人民，包括青少年一代对科学家寄予期望，希望科学家创造的新知识，希望科学家创造的新的技术，能够为全国人民带来新的福利，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主持人：但是最近呢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我前不久又看到报纸上有这样的一个调查

　　。这个调查是在一些小学生当中进行的，调查的话题呢，就是你长大以后想要当比尔·盖茨？还是要当牛顿？调查的结果是，百分之八十的人选择了比尔·盖茨，我就一直有一个疑惑，是不是因为在现今的社会，我们科学家的作用不是那么彰显了，所以才会有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路甬祥：我想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牛顿是创造知识的，比尔·盖茨是把知识重新变成财富的。所以年轻人可能看到的是把知识变成财富的作用可能更直接一点、更多一点。所以他们多数人选了仿效比尔·盖茨，这也是很好的事情。社会也是很需要的。

　　主持人：那既然今天是一个对话的场所，现场有这么多的人在关注着科学家，关注着科学的发展，我们不妨也请大家说一说你们心目当中科学家的作用究竟是什么？我们先来听听大家的，好不好？

　　观众：在我们所有专家群体里边，最值得敬重的是中国的科学家，我从小是这样认为的，那么为什么？如果没有我们一批优秀的中国的科学家的发明创造，我们的国家不会强大，我们的人民的生活不会富裕，我们的健康水平不会提高。谢谢。

　　主持人：好。还有哪一位，来跟我们谈一谈，科学家应该发挥的作用。好，这位。

　　观众：路院长您好，我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我觉得科学家的作用首先应该在于，他是这个社会科学素养水平的一个支撑者，但是这个支撑它不是局限在科学家这个小的群体当中。所以我觉得科学家在对于提高所有国民的科学素养问题上面，负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责任，也应该是一种义务。谢谢。

　　主持人：科学家要全面提升整个社会的科学素养，这是您的观点，还有哪位？

　　牛文元：科学家本身应当是老老实实的人，冷冷静静的人，而且又是一个大开大合，也就是敢于创新敢于去发现、怀疑，和自然规律或者现象不相同的地方，而通过理性的思考，把它变成一位人们能够认识，能够转化的一种真理。因此我说未做科学之前，首先要做好一个人。如果这个人没有做好，科学是做不好的。

　　主持人：谢谢。刚才我们现场这么多的观众，他们谈到了心目当中科学家，应该在社会发展当中起到的作用，我们也想听听路院长您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路甬祥：我觉得刚才各位讲的都很有道理，我的理解科学家是探索未知的人，所以他首先要发现新知识，或者创造新知识，科学家当然也是运用知识来创造新技术的人。科学家当然现在在社会当中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刚才说的因为他认知新的知识，因为他创造新的技术手段，可以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改变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观念，甚至改变跟创造新的文化。

　　主持人：也往往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人们对科学家会有越来越多的期待，您看刚才我们现场那么多的朋友，谈到科学家的作用的时候，其实每一句话里面都蕴含着一种期待。最近我也经常跟一些企业家交流，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会采访很多的企业家。他们谈到说，实际上他们现在对科学家有很多的期待，因为他们在一些被大家称为是核心产业的领域当中看到了很多很严峻的现实。拿彩电的生产来说，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彩电生产国，但是所有新的这些显示方式的核心部件，包括说等离子屏，或者是其它的一些核心技术，都不掌握在我们中国企业的手中。再拿DVD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DVD的生产基地，但是每出口一台DVD我们要向DVD的国际联盟交二十六美元的专利费，他们觉得说很难理解。不知道您面对这样的一些现状的时候，您的感觉是什么？

　　路甬祥：我跟你也有同感，我觉得中国科学家的责任，就是要提高中国工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主持人：自主创新

　　路甬祥：但是工业技术的自主创新往往来源于基础研究方面的成果，你比如刚才提到的等离子屏。等离子屏我想这跟等离子物理是直接关联的。你说到的DVD、软件、芯片等等，它也跟我们的软件科学，跟我们的半导体物理直接相关。因为现在的IC芯片集成度不断地提高。再往前走就遇到了量子效应的问题，所以必须要基础研究有突破，才有可能。如果科技没有突破，自主创新没有进展的话，始终依附于发达国家，很可能就不能跨越这个发展的门槛。

　　主持人：那么在目前我们的这种现状之下，我们究竟该如何实现您刚才提到的创新甚至是跨越？我们也来听听台下的各位专家的意见。

　　郝柏林：这次在院士大会上路甬祥同志就一再强调创新，创新的跨越或者跨越式的创新，一方面我是很赞成的，实际上任何一种比较大的创新，本身就必须是跨越的。而不能是在原有的东西上小小地修修补补，但是我也想趁这个机会问路甬祥同志一下，我在读到这些提法的时候，我还有些担心，是因为大家普遍在说，我们学术界现在科学界浮躁情绪很重、急功近利，想非常短的时间拿到结果。怎么样才能够做到，一方面是大胆地努力的创新、跨越式的创新。另外一方面又在那儿扎扎实实地积累，脚踏实地地工作，我是有这种担心。

　　路甬祥：我觉得这个担心完全是应当的，因为当前的中国学术界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原始性创新不足，另外一方面浮躁情绪上升。大家急于出文章，尤其是通过媒体发布成果，我的理解中国的科学要发展，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科学的发展是需要积累，是需要脚踏实地地工作的。但是真正的科学必须是从认识客观世界，还没有被认识的规律出发，而不是跟着国际上的潮流或东或西，或者是人家做这个我也跟着做这个，所以我们所讲的创新跨越。就是希望能够做原始性的科学创新，做世界一流的技术创新，而不是始终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如果这样子呢不可能走到前头去。

　　方新：关于这个创新和跨越我也想提一点意见，几点。一个我觉得现在创新是我们这个社会最时尚的一个名词，或者说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术语，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群体，对创新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创新是有跨越的，我们在讲跨越的时候要特别地谨慎。因为从中国的发展看常常是在讲跨越，最强调跨越的时候最容易出现偏差。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关于这个自主创新，我觉得自主创新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要有这种强调，特别是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作为追赶的国家、作为追赶的企业，引进技术，学习别人的经验，这都是必不可少的。然后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你要适时把握这种转变，从对技术、更多地靠引进，而更多地转向自主创新。其实自主创新不排斥引进，我们讲牛顿，牛顿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名言，就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引进技术实际上就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所以自主创新实际是你要自主把握发展的主动权，把握你创新的这个主动权。

　　路甬祥：方新教授是研究科技政策与管理的。

　　主持人：她宏观上把握了一下。

　　路甬祥：所以她讲出来的道理非常之系统。

　　主持人：她的担忧您觉得有道理吗？

　　路甬祥：我觉得当然是，她刚才的观点完全是正确的。我们讲创新跨越并不是说否定这个科技需要积累，我们讲的创新跨越更多的是意味着，我们要从以学习模仿为主的阶段，跨进到在一些方面有自主创新的能力，我们讲自主创新也决不是意味着我们要否定学习的引进。所以今后我看我们还是要引进，但是呢同时我们要在引进的技术上，消化吸收自主创新，创造出比引进技术，更先进的技术，为人类的进步做贡献，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主持人：您不会担心不停的引进使得我们在核心技术方面总是落后于别人？

　　路甬祥：不会的，因为刚才方研究员已经讲了，牛顿时代都知道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前进嘛，但是我觉得不要成为驮在巨人肩膀上的懒汉，那的确像你说的一样引进又引进了。

　　主持人：就像您刚才谈到的要改变目前我国科技和发展相对落后的局面，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要创新，就是要跨越。但是我觉得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可能还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我想科技的投入方面应该也是列入挑战的一个因素，因为在很多时候呢，科技的推动是需要资金的投入。我这儿还有一组数字，这是2003年中国的科技投入的一个情况调查，2003年中国的科技投入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3%。那么同样的数字在美国和日本是2.8%到30%之间，我们的邻国韩国这一比例是2.3%到2.5%，那么同样我国的人均科研活动经费是一万美元，在十二个大国当中是列倒数第二位，那么发展中国家巴西也远远地高于我们，印度这个人均的科研经费大约也是我们的两倍。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意味着什么？路院长您怎么来看这样的现状？

　　路甬祥：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最近六七年，中国的科技投入有了比较显著的增加，从占GDP的0.6% 0.7%上升到现在的1.3%，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科技界是满意的。这是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有利的举措，但是另外一方面在研究最近三十年的情况来看，中国政府的科技投入，在占这个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是逐年下降，也就是说国家财政的收入这两年增加的幅度很大，但是科技的投入也增加了，但是增加的幅度还跟不上财政收入的增加。当然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国家有许多事情要做，但是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要向政府进言。因为在科技投入，现在的知识社会已经是像工业社会的铁路、通讯，在农业社会的水利、土地一样的，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生产力要素当中最活跃、最起关键作用的生产要素。所以对科技的投入，应该看成是对未来的投入，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投入。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对科学事业的投入。

　　主持人：科技投入对于科学研究有这么地重要，最有发言权的自然就是科学家，我想在我们谈到科技投入不足的情况之下，我们想听听科学家如何来面对创新与跨越这样的一个新的任务？两位听听你们的意见。

　　杨焕明：今天晚上我都在倾听，都在学习都在思考，也就从这个话题说起吧，中国对于科技的投入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讲都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绝对不能说现在的钱还不够。因此我们只能拿一点点钱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一定要想到，今天不在科技上多投一点钱，恐怕以后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实际上这次我在一次国际会议的报告回答一个外国人说了，他说中国不是还有几千万人还吃不饱饭吗，你现在还做这一些尖端的科学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告诉他说现在是的，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困难，而且我们做这一些科研的钱，不是现存在银行里的，而是从自己牙齿缝里面省出来的。如果我们现在不多省点钱来做科研，我想我们那就永远在发展在发展，被称之为伟大的发展中国家。现在科学的发展，对国家来讲是加大投资的问题，对我们自己来讲，是资源配置的问题，不管我们提什么口号，我是非常赞成，在自然科学这一方面，我们应该鼓励创新，应该鼓励跨越性的发展，如果不把目标定得那么高，对科学家来讲，怎么激励他去探索未知呢？资源配置最重要的是讲究实效，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前天报告里面讲的绩、效优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个他讲是鼓励创新。第三个他讲是竞争向上。我觉得这三个原则确确实实非常重要。我们要把刀磨好，要把钱要花在刀刃上，一定要支持那些从自然规律上来讲可能面临新的突破的，就他们自己的创新实力讲还是最强的，而这几年的绩、效确实站得住的，钱总是不够的，把钱怎么样用好比他要更多的钱恐怕更为艰巨。

　　郝柏林：这几年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确实明显地增加了，我想我们在第一线工作的人都是有直接感觉的，所以正像杨焕明刚才说的，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怎么把钱花好，把钱用的正确，我觉得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多。有一些非常贵重的科学仪器，在很多国家只有在一个大城市里只有一套，我们现在可以有很多套，在从西直门到颐和园这一条路上就有几套，每一套都是使用得不足的，每一套上都没有创造出很多新的结果。我有时候到一个单位去参观他们带着我，我因为有个院士头衔，我去了人家还是客气的，领着我去看实验室，专门把钥匙拿来把实验室打开。结果发现贵重的设备用白布盖着，然后揭开给我介绍它指标有多高，我就非常担心我说你再放五年你就成为落后的设备，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家已经比较普遍了，有一个设备共享、知识共享，数据共享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一方面，是科学界自己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个管理方面的问题，我说一句尖锐的不客气的话，我们的管理部门在科学界内部，关于竞争的提法在现在是片面的，在有些时候是不对的，我们整个的底子非常薄，我们的基础科学连分兵把口都做不到，就是世界上哪些方面有东西冒出来，中国就有人在做、或者做得比较好，或者能赶上不是这个局面。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要提倡的是把我们的有限的人力物力拧起来去跟国际上竞争，而不是在国内争高下，但是现在由于在国内要争这点钱，少数同行之间互相还要保着留着一手，实际上是留着一些落后的东西，把整个的力量横着团结起来，拧到一股劲非常不够。所以现在呢，从呼吁政府呼吁社会，当然是希望能够，把现在仍然比别的国家先进国家，或者是处在同一个发展时期国家，那个投入我们差得远、希望增加，但是科技界自己要努力把它用好，而且希望我们的管理部门一起协助，把现在已经增加了的经费用好。

　　主持人：我想现场的掌声是送给您的敏锐、也是送给您的坦率。我们再来听听方女士的观点。

　　方新：我完全赞成郝院士的观点，也赞成刚才院长讲的，就是我个人对这个这个科技投入认识有一点转变，我原来在科学院工作的时候做科学政策研究，很大的一部分工作是在呼吁政府加大对科技的投入，但是当我到人大以后，当我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您的观点发生了一些改变。我更理解政府了，怎么说呢，就是说牛先生他比较在一万亿美元的时候，不同国家对科技投入不一样。但是有一点中国政府在一万亿美元的时候，面临的任务和当时的美国、和当时的日本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主要问题是发展，我们面临的是改革和发展的双重任务，因此面临的是双重的压力，我们面临的制度的转型，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机制转型，面临着体制、企业制度转型，研究所、高校制度转型，同时面临着政府的转型，要从一个以发展经济为主的政府，转向公共管理、社会服务这样一个政府，所以我们还要不单要为发展提供投资，还要为改革支付成本。所以我们这时候的投入，确实是政府我觉得尽了力了。因为和科技相比，像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像卫生、尤其是农村的卫生确实也需要投入，我还是赞成我们应该继续地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因为这是为明天的投入。但是我觉得，就像郝院士讲的，更重要的我们怎么有效地用好这个投入，不但要讲数量的增加，而且要讲结构、讲质量、讲效益、讲使用、真正无愧于国家纳税人给我们提供的经费。因为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些所长掌握的经费，相当于一个县的财政收入，甚至高于一个县的财政收入，所以我觉得我们科学家，肩上的担子是沉甸甸的，你怎么样对国家对人民负责，做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纳税人的工作，我觉得这是科学家应该时刻在心的。

　　主持人：好，来。我们听听穆荣平先生的观点。您自己是一位所长，对吧？就是刚才方新女士说的手上掌握的科研经费比较多。

　　穆荣平：我不谈这个问题。

　　主持人：大家会怀疑避重就轻啊。

　　穆荣平：因为我觉得刚才讲这个创新跨越，我觉得大家都讲得很好，因为跨越嘛我想一个是能力水平的跨越，还有一个是思想观念的跨越，讲到投入，我想接着大家话讲

　　，就是投入有一个方向问题。还有一个对未来的判断，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建设初期，整个社会上的人都非常忙，我经常跟我的外国朋友说，他是你们怎么那么忙，我说我们是Developing Country(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发达国家)就是Always moving(总在忙来忙去)，我说你们是Developed(发达国家)，Developed(发达国家)就是你是一个状态，你是处在一个高高在上的这个位置，所以你们总是在那地方待着，所以这个Developing Country(发展中国家)。就是说大家都很忙，但是很少有时间关注未来，那么实际上大家关注手头上自己这点事情，什么事情都想到我这件事情怎么放进去，不管我们做规划也好做计划也好，都希望把它放进去，这里面我就觉得也是我们现在应该科学家也好，整个社会都应该关注，为一个未来观。

　　主持人：刚才现场非常多的科学家都发言了，路院长您说是为这些科学家提供服务的科学家，他们谈到了自己在科研经费投入方面的一些感受和体会，还有他们的想法。您打算做怎样的一些服务？

　　路甬祥：一要努力争取更多的经费，第二、要更加科学有效地管理，使得有限的资源更加有效地配置。 　　主持人：路院长在您提出的以人为本、创新跨越、竞争合作、持续发展的科技发展观当中，我们看到了以人为本这样四个字是排在最前面的，可能在很多人会这样理解，无论是创新跨越、无论是竞争合作、无论是持续发展，其实都是要围绕着人来展开的。在2004年的(了望)杂志，第三、四期上我们看到了一篇文章，人口大国的科技人才匮乏，这样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如果进入您的眼帘的话，您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路甬祥：我觉得中国人才并不匮乏，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高水平的科技将帅人才不足。 　　主持人：那么您觉得我们现在的科学家的群体水平究竟和世界级的，科学家的群体水平有多大的距离呢？

　　路甬祥：我觉得我们已经有一些领域，有一些的科学家，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级的科学家。

　　主持人：比如说呢，比如说呢。

　　路甬祥：比如说在座的杨焕明，比如说在座的王恩哥，他在凝聚态物理上面，跟在座郝柏林先生在理论物理，现在在生物系统生物学，或者是生物信息学方面研究也是走到了国际的前沿水平。比如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们牛文元教授的研究工作，也是称得上世界先进水平的。

　　主持人：郝先生您看，路院长对你是寄予了厚望的。

　　郝柏林：我要说的话，还是刚才像路甬祥同志自己说的，那个叫过奖了。我在这个领域中间刚工作了七年，七年还不到还差两个月，所以我自己说刚把本科上完，进入了研究生阶段，还谈不上。既然谈到了人才的问题，我确实想说几句，我觉得有一些估计我跟路甬祥同志不大一致，我觉得固然我们现在缺科学技术战线上的帅才，我觉得我们更缺的是每天坚持在那儿工作的中层的人员，问题非常严重。现在我们好的大学里，好的研究所里，大家都是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我们几乎没有讲师，助教。我们几乎没有坐到那儿扎实工作做实验的人，一开始我们就提到科学家是什么人？好多人发表了看法，我觉得有一个看法，科学家是普通的劳动者，你做农民你就得一锄一锄地耪地，现在你开着拖拉机你也得从这儿开到那一头，再开回来开过去，你每天得干这件事。你作为工人在床子前头你得铣东西，你搞科学的你得每天坐在那儿，或者做实验，像我们要算东西、写程序，坐在屏幕前头工作。可是我们国家现在有相当一批年轻力壮的人头衔很多，工作时间很少，这个问题现在非常严重了，我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开玩笑，我说你现在在天上待的时间差不多跟地上待的差不多了，我知道有首席科学家这个头衔的人，创记录的时候一个星期之内在上海和北京之间飞三次，两头的会都等着他，他都必须参加，而他又是导师带着一堆学生，他怎么自己工作？怎么指导学生？我们国家的需要重大项目谁在那儿完成？说得不客气一点，硕士生、博士生是完成我们国家很多重大项目的主力，那些项目的真正的带头人没有多少时间在那儿干，这个情况不正常。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深入不下去。我们的管理部门，我们的基金部门去检查工作的时候，要检查一下这位首席、课题的主要负责人，一个星期有多少时间，待在实验室在那儿工作，不能完全怨这些人，我们的管理部门，像刚才路院长讲的，必须把许多管理的手续化简、减少，把钱交给这些人你就相信这些人，让他三年五年的工作，工作不好了你再给他减钱，但是这几年中间你别去老干扰他，现在这些问题非常严重。

　　主持人：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因素，阻碍了人才的一些培养和人才的成长。这是刚才您的观点，台下有谁有不同的观点吗？

　　路甬祥：刚才郝先生理性的提醒我非常赞成，我再做一个补充，除了中层人员跟学术带头人要保证足够的时间以外，中国科学院，现在包括大学里边的科研人才的这个层次结构也出现一些弊端，就是国外支撑人员的比例，跟他的支撑的力度，对科研人员的支撑力度很强，我们由于文化革命的影响呢，这个支撑岗位跟支撑的这个人员流失跟破坏得比较严重，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很好恢复起来，这可能理论物理情况特殊一点，其它的实验科学，如果优秀科学家，离开了技术支撑人员，他也很难做出一流的工作来，买来的仪器只能做二流的工作我看，除非在买来的仪器上做一流的改进才能够做出一流的全新的工作来，而我们在这方面非常薄弱，现在正打算要加强，不光增加编制，同时还要培养一批人，而且要给予稳定的待遇，甚至某一些重要的技术支撑人员的待遇，可以不低于研究员的水平，只有这样子才能形成一个合理的结构，真正能够做出有效的工作，更高水平的工作来。 　　主持人：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些现象主要的原因是什么造成的呢？

　　路甬祥：科研项目当中呢，这个原因当然在管理方面，包括我自身，所以我赞同郝先生讲的我们要建立科学的评价体制，适当地放长评价的周期，简化评价的手续，使科学家们能够有充分的时间跟精力集中于研究工作。另外我觉得也要，中国的各部门也要减少各种各样的所谓的项目评审工作，现在我看许多有名的科学家，在评审上花得时间不得了，我过去也收到许多评审，我当了院长以后一律不参加评审，因为我觉得我去参加评审有失公平，我讲重了也不好，讲轻了也不好，我干脆不参加。我自己解脱了自己，但是我的学生们现在评价人家占他们的时间相当的可观，所以这个问题是要想办法，要到了一个必须解决的时候了。

　　王恩歌：我要说几句，在这方面我自己的一点想法，刚才路院长在谈到和您在谈到，还有郝先生在谈到，就是说的，就是说我们缺少哪一类人，当然在不同的层次上在看不同的人，比如说我们在缺少顶尖的人，我单谈这一点，这个缺少不是中国缺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都缺少，现在中国的科学的发展，我注意到路院长刚才在最近的一个讲话中现在变成国际化，更加国际化的一个大背景下，所以我再强调一点就是在什么，假设我们真想做这件事情，我们大概应该放弃一个传统的，或者说的一种概念就是什么东西呢，我们不能拿招三流人的钱，去招一流的人，这个大概再也不现实了，再也不现实了。我们确实有很好的过去，但是那种背景下你要考虑到，我们废寝忘食过去做的那种老一代这种传统，包括我们这一代在努力做，我们并不是挣最多的钱。但是我在想对于未来的人，你如果是想找最出色的人，你要相称的，一定要相称，一个梯队或者是一个什么，这种合理的结构，一定是在一个大的背景下，在一个环境下，你放心，当这个背景和环境做到的时候，大概这个城市会非常清楚的，哪一代的人的层次会很清楚的，都会有的，缺不了的。现在的问题是出在哪儿呢，我们这个背景不存在，我们这个评价的体系不对劲，所以你想把这个人变成那样，把我变成一个工人的话，或者怎么样，这个不现实的，这个不现实的，一定要那个背景到时候，我们的科学家认为这个背景，不太符合诞生结果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现在如果非常渴望一些将帅型的科学家，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不是还很难产生不能绝对地这么讲，我们正在产生，有的已经产生，但我们要更多的产生，还要有更好的背景、更好的条件、更好的环境，如果没有产生会不会对我们的创新跨越、持续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希望能够改善这个环境，实现更好的跨越式的发展。

　　观众：路院长，您好，我想问一个问题是这样子，就是其实刚才您也谈到了，因为中国古人有一句话，就叫做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那么您也说，咱们有的科研是需要它有一个过程，有五年、十年，然后再让它冒出一个成果来的，但是有的时候我又会觉得我们的评价体系，或者说我们的公众、我们的政府，可能没有足够的耐心，也没有足够的理解力来允许它沉默这么长时间，他们老想着我要听你那一声最美妙的鸣叫，看你最美妙的飞翔的姿势，但是我不能容忍你沉寂这么长时间，而且我们的评价体系，也在这方面会有一个影响因素，我希望你每年都要出成绩，那么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谢谢。

　　路甬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历史过程，社会进步了、文明了，然后从公众媒体到决策者，对科学的理解、发展了、深入了，自然耐心也有了，面包也会更有了。所以我觉得一个发展中国家，往往普遍地是要求科学家，能够更快、更早地产生成果，而一个发展起来的国家呢，它往往宽容度就增加了，耐心就提高了。我觉得这样，也的确是一个社会、经济、文化，进步的过程，中国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而且我觉得我们回过头去看的话，现在比改革开放初期，我觉得社会对科学的理解跟容忍程度要好多了。我又回归到人家老取笑我一句话，到解决不了回答不了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历史过程。

　　主持人：相信今天的对话也是一次非常难忘的历史过程，我们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听更多的现场观众的声音，一个小时的对话下来，路院长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路甬祥：我是记得两个小时啊。

　　主持人：科学就是科学，不能做半点的假，我说的是播出时间，您说的是录制时间，其实我也没错，这么多的观众热烈的讨论，给您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路甬祥：我印象很深刻，我觉得大家的发言我很受启发，特别是主持人所关心的问题，对我也是很受启发。另外从各位发言当中我也学到很多好的思路，特别是年轻人所关注的问题对我更加有意义。对我今后的科研工作的管理方面，我觉得我一定不会忘记，今天晚上同志们所关心的所提到的这些问题。谢谢大家。

　　主持人：我相信您不会忘记，我们现场的观众不会忘记，电视机前的观众不会忘记，我本人也不会忘记，因为这对我来说，也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和这么多优秀的科学家，面对面交流的机会，科学家们谈科学，就都是以科学的态度，所以我也学了一招，我们大家都用了很多数据来交流我们对于科学发展的看法，我希望未来几年，如果再有机会和路院长对话的话，我的手中拿的会是另外一组数据，好，谢谢路院长作客我们的对话，谢谢各位，也谢谢电视机前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