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脸池的下水管道不是通往地面，而是伸进了一个塑料桶，冲厕所几乎全靠桶里接来的废水；洗菜总是先放在盆里洗一次，再在水龙头下用小水流冲干净。盆里的水还要用来浇花；衣服尽可能手洗，需要机洗的衣物则攒在一起洗——当然，洗衣机里排出的废水也是要用来冲厕所的；……这些是魏兵多年养成的用水习惯。
魏兵是个专职家庭主妇，丈夫是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的总经理，还有一个正读高中的女儿。全家生活殷实，小康有余。精明能干的魏兵是个很爱整洁的人，总是将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
“爱整洁和用水多少没有关系。”魏兵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她家每个月水费不到20元。如果按时下每立方米3．7元（含污水处理费）计算，一家三口月用水量不过5立方米左右。根据北京市水务局公布的数据，北京市民人均年用水量多年来基本稳定在30立方米左右，记者折算下来，三口之家月均用水量约为7．5立方米。魏兵家用水量只相当于平均水平的60％多。
很难说魏兵是出于经济考虑才如此节水的，按她家情况，即使用水量再增加10倍，也不构成任何经济压力。尽管记者采访魏兵是在第14个世界水日（2006年3月22日）前夕，但魏兵并不知道世界水日这回事，自然更不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今年世界水日的主题确定为“水与文化”。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说魏兵正在身体力行地参与着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子孙的事业——节水。
沉降的北京
在德国人艾娃看来，魏兵在没有价格杠杆调节的情况下能如此注意节水，堪称了不起。
艾娃是中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资料研究中心的博士，毕业于柏林自由大学。这位德国女子的博士论文题目叫《北京，城市发展和水利》。“我只是对汉学和中国地理感兴趣。”艾娃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研究北京水资源是出于导师的建议。”
艾娃完成这篇论文，前后用了4年多时间，其间她的导师多次催促。有一次导师半开玩笑地对艾娃说，“你要是再不尽快完成你的研究，北京就要没水了！”
玩笑终究是玩笑，北京的水资源问题不至于那么严重。不过，艾娃还是通过她的研究给出了一些令人警醒的事实：
北京属于资源性重度缺水的特大城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300立方米，远远低于1000立方米的国际公认缺水线，是全国的1／8，世界的1／32。多年来，北京年平均降水量约为600毫米，年度分布差异巨大，丰水年份降水量可以高达1400毫米，少水年份降水量只有300－400毫米。建国以来的50多年里，北京年降水量总体呈下降趋势。有限的年度降水，月度分布并不均匀，7－8月降水量往往占全年降水量的70％。通过雨水及河流补充的淡水资源抵消不了每年水量的消耗，因而，北京地下水深度逐年下降，而且呈现出加速度：艾娃制作的一张图表上显示，从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北京地下水水位下降了接近8米，而从2000年到2001年的1年间，地下水位则下降了1米多。
据北京一份地质规划称，随着地下水开采量的增加，北京市平原区地面沉降面积已达1800平方公里，形成了东郊大郊亭、朝阳来广营、昌平沙河至东三旗、顺义平各庄、大兴庞各庄等多个地面沉降中心区，中心区最大累积沉降量已近800毫米。
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北京水务工作会议上，北京市水务局局长焦志忠称，今后两年北京水资源将极为紧缺，主要水源之一的密云水库蓄水10亿立方米，只能提供1年的城市供水。焦志忠说，北京已连续7年干旱，水库蓄水入不敷出，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平原区地下水埋深已超过20米。而南水北调工程北京段最早也要到2007年年底才能建成通水。
“灾难正在全球酝酿”
不幸的是，淡水资源问题远远不局限于北京和中国。
目前，关于中国淡水资源比较一致的说法是：资源总量为28000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四位，但人均只有23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在世界上名列121位，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扣除难以利用的洪水泾流和散布在偏远地区的地下水资源后，中国现实可利用的淡水资源仅为11000亿立方米左右，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约为900立方米，且分布极不均衡。全国600多个城市中，已有400多个城市存在供水不足问题，其中比较严重的缺水城市达110个，全国城市缺水总量为60亿立方米。目前全国多数城市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且有逐年加重的趋势，严重威胁到城市居民的饮水安全和人民群众的健康。
水利部一项预测说，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届时人均水资源量仅有1750立方米。在充分考虑节水情况下，预计用水总量为7000亿至8000亿立方米，要求供水能力比现在增长1300亿至2300亿立方米，全国实际可利用水资源量接近合理利用水量上限，水资源开发难度极大。
由国内知名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组织编写的首部中国环境绿皮书《2005：中国环境危局与突围》，将中国水资源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概括。除了也谈到水资源总量不足之外，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比如：
洪涝灾害。洪涝灾害每年平均给中国造成大约100亿美元的损失。1998年之后，国家对防洪投入每年都在200亿元以上。但受综合性因素的影响，洪水造成的损失也在同步加大。据国家防总2005年10月8日公布的防汛抗旱情况，2005年全国农作物洪涝受灾直接经济损失1558亿元。
水污染。2005年3月，水利部公开承认中国70％以上的水体已经遭到污染。据《2004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全国近岸海域四类、劣四类海水占35．0％，比上年上升5个百分点。地下水方面，据环保部门对118个大中城市的调查，地下水严重污染的城市占64％，轻污染的占33％。另据2005年12月27日中新社北京电，中国90％城市地下水不同程度遭受有机和无机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污染，目前已经呈现由点向面的扩展趋势。
水土流失。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水利部副部长鄂竟平介绍，全国共有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7％。
水浪费。我国农业每年灌溉用水量约3800多亿立方米，有效利用率仅有40％—50％，而发达国家已达到70％—80％。我国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平均仅为40％左右，而发达国家平均为75％－85％。由于供水管网漏失，全国每年“漏”水100亿立方米高于南水北调中线的输水量。全国平均每立方米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５。
水生态受破坏。国际公认的流域水资源利用率警戒线为３０％－４０％，而我国大部分河流的水资源利用率均已经超过该警戒线，如淮河为６０％，黄河６２％、辽河６５％。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使淡水生态系统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最快的生态系统，众多珍稀的水生生物数量锐减。
全球的情况同样令人担忧。目前全世界的淡水资源仅占其总水量的２．５％，而人类真正能够利用的淡水资源只占地球总水量的０．２６％。与此同时，全球淡水资源地区分布极不均衡，巴西、俄罗斯、加拿大、中国、美国等９个国家的淡水资源占了世界淡水资源总量的６０％。约占世界人口总数４０％的８０个国家和地区严重缺水。
英国《独立报》３月１２日报道称，世界上的大河正以令人担忧的速度枯竭断流，给人类、动物及地球的未来造成毁灭性的后果。雪上加霜的是，全世界最长的２０条河流均遭到大坝拦截。１／５的淡水鱼群已经或濒临绝迹。此前一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员称，全球河流的状况是一场“正在酝酿的灾难”。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６日，第四届世界水资源论坛在墨西哥开幕。联合国在向大会提交的《世界水资源发展报告》中说，我们已严重改变了全球河流的自然规律。
而同样出自联合国的一项名为“综合评估世界淡水资源”的研究报告说：如果人们继续像现在这样不加节制的话，３０年后贫水人口数将可能达到２／３。
灾难会降临中国吗
灾难真的会到来吗？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曾经说，人类现在只使用了地球上可再生利用淡水贮量的１／６左右，只要今后措施得力，未来还是有希望。
专家称，缓解淡水资源危机，应从政策、体制和技术各方面综合努力。总的目标在于减少水浪费和控制水污染。
据媒体报道，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城市中有６０％的饮用水管道蚀损严重，流失了许多水量。联合国一项调查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供水管网的漏耗水量已接近其总供水量的５８％；在管理措施较好的新加坡，也存在着８％的管网漏耗率；美、英两国管网漏耗率均为１２％；中国这一数字是２０％。毫无疑问，淡水本应当是一种稀缺资源，然而，在相当数量的国家和人群里，这个观念尚未真正形成。
提高水价是一个被看好的措施。世界银行估计，在今后１０年中应斥资６千亿至８千亿美元用于世界水资源整改技术。整改内容之一是大幅度提高水价。香港《南华早报》３月８日载文以中国为例分析说，“中国的农民、工厂和城市家庭所享用的也许是世界上最便宜的水。”除非北京朝着更加面向市场的方向改革它的水资源政策，否则中国很快就会发现自己面临着一场比缺乏能源、教育或医疗严重得多的危机。艾娃给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看了一张“德国人均日生活用水量与价格走势”图，该图清晰地显示出价格对用水量强有力的调节作用。艾娃与《南华早报》报道持同样观点，她说，只有通过基于市场的水价、水权等经济手段，才能保证节水政策和措施落到实处。
世界自然基金会李利锋撰文将解决中国水危机的基础性举措指为制定协调统一的涉水法律框架与法律法规体系。文章说，目前中国各部涉水法律之间的关系不清，难以协调，且存在明显的空白领域，比如在水量保护以及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方面还没有比较具体的法律法规。
清华大学环境系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博士，前不久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中国水资源管理体制的核心，就是要改变目前管理机构多、“九龙治水”的局面，尽快建立跨部门、跨地区的流域协调机制。
控制水污染方面，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钱易，在今年“两会”期间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包括：将国家环境污染控制整体目标化为个体目标，通过有效手段促使工业、城市和农村减少污染物排放量；加强对水环境、饮用水源地和饮用水水质的监测；改造水处理工艺；建立水环境和饮用水质量信息公开制度，鼓励公众参与重大的涉水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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