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节能减排难度加大，要实现到2020年碳强度比2005年降低40%-45%的目标，仅“十二五”期间就需要新增至少1.9万亿元投资

　　张瑞丹 发自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当地时间12月9日下午17时，中国代表团召开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与12月8日副团长苏伟到场时引发的火爆场景不同，今天的新闻发布会虽座无虚席，但多数为中国面孔。

　　除了记者，一位特别听众的到来十分引人注目。他就是中国代表团团长、扮演着中国气候变化部长角色的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

　　因为当天的发言人、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主任何建坤所谈及的话题，恰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最核心的挑战，那就是低碳经济。

　　何也被公认为中国国内在这一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专家。去年6月27日，在胡锦涛总书记主持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气候变化集体学习会上，何建坤就为政治局委员上了低碳经济课。

　　而在此次哥本哈根峰会前夕，中国政府对外宣布“2020年中国的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其中的具体下降指标，据悉也出自何建坤及其团队之手。

　　在发布会上，何建坤强调，中国政府制定碳强度的目标是应对气候变化负责任的积极态度，属于自愿行动的承诺，符合中国目前的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特点。

　　他解释说，这个所谓的“40-45”指标是一个“相对的”减排目标。也就是说，中国提出的碳强度概念与《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发达国家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并不相同。

　　根据《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到2012年要在1990年水平上至少减排5%。此次哥本哈根峰会上，发展中国家提出，发达国家到2020年需在1990年基础上至少减排40%。这两个针对发达国家的减排指标，均为绝对量的下降。

　　之所以中国提出“相对减排指标”，何建坤表示，是因为中国目前已进入重化工业阶段，GDP能源强度仍呈上升趋势，二氧化碳总排放量增长短期内无法避免。

　　这无论从率先进入工业化阶段的欧美发达国家的排放规律，还是较后进入工业化阶段的日韩等国的排放路径来看，均属于普遍而共同的规律。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在进入工业化阶段的整个过程中，都不可避免要经历一段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明显增加的时期。

　　或许，数字最能说明问题。

　　在1960年至1974年日本进入工业化阶段的14年间，GDP能源强度共增长23%；韩国在1971年至1997年GDP能源强度累计增长了45%。而在2000年至2005年，中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的五年中，GDP能源强度仅仅上升2%，远低于欧美甚至日韩国家。

　　“所以说，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取得的进展，并不逊于发达国家”，他补充说。

　　何建坤指出，如果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单位GDP的碳强度与“十一五”保持同样下降速度，那么每年的平均减排量将会增加15%以上。

　　此外，他在发布会上亦澄清，“40-45”强度减排目标，并不包含森林和土地利用所产生的碳汇，仅包含能源相关排放。

　　“40-45”碳强度目标将被纳入“十二五”甚至“十三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那么，中国会面临节能减排难度加大，投资和成本增加的可能性。

　　其中在“十二五”期间，对不能收回投资回报的技术所进行的附加投资金额，根据何建坤团队的计算，将会在“十一五”的1.5万亿元基础上增加40%，达到1.9万亿元到3.4万亿元。

　　何建坤解释称，虽然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国这一碳强度指标并不具备国际约束力，但在国内仍具有法律约束力，进展与取得的成果需每年提交人大。

　　此外，他还建议，中国国内需建立起监测、考核体系。通过自主管理手段，由政府来执行，并把单位GDP碳强度下降目标纳入各级规划，严格落实责任，定期向公众公布数据和信息。

　　而且，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对《可再生能源法》进行修订，也为研究并制定新的政策措施和技术标准提供了机会。通过提高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使用比例，将为按期达到碳强度目标提供更多的空间。

　　“可以说，单位GDP的碳强度下降40%-45%，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很有力度与挑战性的目标，表明了中国走低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心。”何建坤再次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