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中国曾经在今年3月底进行了一次科技大讨论，那个时候的主要话题是对现有科技体制以及科技创新的批判。我个人认为，惟有批判到位，方能激励某些关键部门和关键人物，才有可能促进他们行改进之事，才有可能少走歪路，逐渐走上正道。但结果并不如愿。当时专题的主题如下：近来政府数度高调提到科技自主创新，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国策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围绕这个话题，全国的政府机关、科研单位、高校以及企业界等领域都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又一个大话题运动。然而在中国创新的背后隐藏着另外一种潜规则，正是这套规则导致了科研效率低下，部分科研人员浮夸浮躁，并直接引发了学术腐败愈演愈烈的现象。这种环境一日不变革，创新将只能成为奢谈！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袁江洋在其最新的文章《科学中心转移规律再检视》结尾强调：在目前的情形下，设想中国科学在未来几十年内以极限速度发展，超越美国成为下一个世界科学中心，只能说是一种幻想。学者应将这冷酷的事实明白地告诉给那些热衷于此梦的政府官员。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不是超越，而是坚持走好自己的道路。这也正是作者撰写此文的动机之一。

袁先生的文章引用了日本学者小岛典夫、铃木研一对1980年至2002年世界各国获得科学技术大奖的情况进行调查的结果，结果反映1980-2000年期间全球几大科技强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获奖情况，并统计出了各国获奖人数占其总人口数的比例。根据两个数据，可以看到，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德国居于前五位，如不计两项日本奖项，则前五位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英国居于第一位美国之后，在世界科技强国中居于前列。而中国科技水平并没有进入前5名的希望。

这段话是从科技历史发展的角度下的结论，范良藻先生很不认同。范先生认为中国科技完全可以在20年内赶上美国，只要我们把现在的体制弊端给剔除了，完全可以。范在访谈中强调，以登月作为比较标准的话，中国已经有能力在2-3年实现登月，而美国是69年就完成了的事情，差距在35年之间。每年中国GDP增长比美国至少高出6个百分点，完全可以在20年内赶上美国。但是，要赶上美国，起码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动大手术：

1. 知识分子要赶说真话，敢干真事。不能知识分子不像知识分子，官员不像官员，企业家不像企业家，这样，科技创造力将全面钳制，不能发展。
2. 人文社会科学要加强。应用科学我们可以较快地赶上别人，人文社会科学追赶起来就慢，但尤为重要。
3. 现在科学界有人反思为一塌糊涂，如果不改革，将变成一塌糊涂的平方。
4. 要有一批敢于说的科学家，比如马大猷，还有很多科学家，他们的能力非常高，有很强的凝聚力。
5. 要在科技界首先摒弃官本位，学术人物不应该当官，当大官。防止出现寻租的权利而破坏科技高速发展的环境。要有彼得大帝式的人物。
6. 基础研究亟待加强。现在的基础研究不够深入，研究不够。投入太少。
7. 对院士要加强管理，引入竞争机制。现在的院士中，可以说有1/3不够格，1/3是带了官职甚至官派的，只有1/3是真正合格的。
8. 希望能颁布科技大宪章，强调民办科学院，民办一流学府。要有真正引导科技朝正常快速发展路上引的法律政策和实施的人。

在说到自己为什么觉得中国科技有望在20年赶上美国的时候，范良藻指出，全球顶尖科学家，几乎有一大半集中在美国。而美国的1400多个知名科学家中，华人起码有500个。这些人跟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培养出来的本土科学家比并无特别突出的思维优势，有的是工作的环境。中国必须为年轻科学家准备这样的环境。老科学家应该勇于让出环境，让出位置。这样，再过20年，不怕赶不上美国。

相对范先生的乐观，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马大猷先生，则对当下科研环境表示了极大的担忧。他并没有直接回答中国科技能否在20年赶上美国这个问题，而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他对当前科技现状的看法：如果按现在的情况，不做改善，政府不加强对科技的投入，恐怕200年也赶不上。我们的科学工作者，首要的任务是要多考虑实际的问题，真正推动中国科技的改革。

今年90高寿的马大猷院士对现今中国科技领域上档次论文逐年减少这个现象表示了担忧。他说，90年代我国的论文在国际刊物中的比例比现在要略高5个百分点，这说明我们在退步，而不是进步。而国内的研究者，还是有一个贪多求快的通病，论文水平太差，无质的提升。博士生水平不如50年前硕士的水平，博士导师招收大量博士生，自己的水平甚至都不到真正的博士水平。

马大猷院士对如何提升研究论文水平发表了很多好的建议，其中最重要的2条是：首先科研人员要热爱自己的工作，只有热爱科研，才能搞好科研；其次，国家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不能挤压科研人员，科学不能短平快，要给科技人员保持一个学术自由和独立的氛围。如果不能做到这几点，谈赶上美国都是白谈。

马大猷院士还结合自己60多年学术科研经验，谈到了当今科研环境和过去的不同，以及科研人员自立自主的重要性。并建议，从现在开始，要从科技界开始，打破传统，不要一味地尊师尊长，要敢于提问题提建议，不要怕面子，这样对科研是没有好处的。科研来不得半点虚假的东西，不是真的，怎么吹都不可能有助于这个社会的发展。老师首先要有开放的心态，接受学生的质疑，甚至挑战。

马先生1940年从哈佛毕业，获得博士学位。胡适当北大校长时，曾任北大教务长，是当时的工学院院长。1955年当选为学部委员（科学院院士）。2005年3月1日，马大猷先生已经度过了自己的90华诞，如此高龄，他依然坚持每周3天到中科院声学所上班。2005年5月18日，马先生在自己的办公室跟我们谈起了中国高科技产业该如何走的话题。马老听力不是很好，需要借助于助听器，但思维非常敏捷，谈到一些话题时，还能发出爽朗的笑声。谈到如今的博士生水平下降的话题时，皱着眉头甚为担忧。带我们去访谈的范良藻先生透露，平常马先生接受一些媒体或非声学相关领域的访谈，一般不会超过30分钟，这次破例谈了将近2个小时，实在出乎他的意料。事后，我对这次贸然打扰深感不安，没想到自己浪费了马老如此多的休息时间。访谈完毕，马老的助手和司机已经在门口等着，他们大概也没想到马老有如此高的兴致。离开声学所，回味马老的一些话，我想，马老如此高的兴致，或许正是马先生一片赤子之心的体现吧。

1940年，中国抗日战争正处于最艰难的时期，兵荒马乱，灾难深重，马先生的母亲也被困在沦陷区。马先生参加完哈佛的毕业典礼后，立即打点行装回到祖国，投入到抗战行列，拟以所学专长，报效祖国。40年回到昆明，在西南联大电机系任副教授，27岁即晋升为当时最年轻的教授。后会北大创建工学院，任院长。50年代末，马先生亲自设计了我国第一个声学实验室，是中国科学院现代化实验室的典型，也是发展我国声学的重要基地，马先生作为主要设计者之一的世界上最大的厅堂--人民大会堂万人礼堂的音质，受到了国内外的赞赏。而后的几十年，马教授带领自己的科研人员，在声学科研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如今90高龄的马先生，依旧活跃在我国声学科研领域。

在将近2个小时的访谈中，马先生一直强调学术的独立自由。作为一个非科研机构人员，我无法完全而真切地理解他的话中之意，但我读出了他的一片赤子之心。马大猷先生对青年科学研究者的要求是：要自主独立，要深入思考，勇于设想。如果环境允许，应该有所准备。并对所有非科研机构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希望能够提出建议，制造舆论，以对外部环境产生压力，使中国科研环境逐渐得到改善。并特别批评了无效的科学规划，组织上千科学家来讨论规划，结果是规划又不能很好地实施，改来改去，浪费了科研人员的时间。规划需要慎重，创造良好的环境最为重要。企业搞规划也比国家为规划而规划要好。比如企业科研的规划，应该由企业按照需求，对照国外的科技发展情况来进行规划。而基础研究的规划，美国也不一定做了就能成功。这也可看出，我们追求短平快的思路是有问题的。马院士推崇日本的科技规划思路，即根据研究人员的资源来规划，以人为本。如果有好的数学家，就重视数学，如果有好的物理学家，就进一步重视物理。这样，成功率高。马老还对中国科技的发展，专门撰文呼吁，体现了一个一流科学家的学术良知。

到底中国科技领域能否在20年赶上美国，这似乎变成了谁也无法回答的问题，我只希望，能像马老以及范先生这样的科学家多一些，这样，年轻科学家不在走歪路，至少不会被引入歧途，离赶上美国的目标就近一些。否则，如果依然跟现在的情况一样，科学研究的主体的人没有质的提高，科研环境又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甚至越来越差，谈追赶美国，就会是一个十足的伪命题。如果真是这样，大家还是别谈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