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一段时间，“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热词。

　　据说这个问题是您首先提出来的？

　　王建:我在2003年年底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产能过剩”的问题。但那个时候还没有2004年的宏观调控，而中国宏观调控中的主导意识仍然是防止(经济)过热和结构失调，因此并未引起媒体和有关部门的广泛注意。直到今年的7月份，“产能过剩”才被官方正式提出来。到最近一段时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结果已经逐渐显露出来了，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终于明确提出要消耗产能过剩及调整过剩行业的产业结构。

　　中国新闻周刊：“经济过热”和“产能过剩”的不同是什么？

　　王建：“经济过热”和“产能过剩”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但我认为中国需要面临的问题不是“经济过热”，而是“产能过剩”。

　　不要以为生产过剩危机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事。只要采用市场经济制度，只要存在社会收入分配不合理问题，都有可能发生生产过剩危机。

　　1825年英国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时，人均GDP不过300美元，生产铁产量还不到50万吨，经济总量不到80亿美元(1960年的GDP)。对比中国目前人均1000多美元产值和超过2亿吨钢的生产，经济总量已经高达1.2万亿美元，发生生产过剩危机没有什么稀奇。

　　生产过剩危机的发生机制是收入分配关系被扭曲。中国自1990年代中后期产权制度改革之后，财富已经逐渐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导致社会的储蓄和投资倾向高而消费倾向低，由此放大了生产规模却缩小了消费，这种生产与消费的不对称到达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危机。

　　比如中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已经上升0.45，今年前9个月固定资产投资相对于GDP的比重已经上升到53.6%，银行存差已经达到8.9万亿人民币，其中今年以来形成的存差就高达2.6万亿元，比年初增长了40%。说明收入集中与储蓄过剩的情况自今年以来更加严重，如此，则未来生产与消费不对称的情况也会更加严重。

　　恰恰是这次“产能过剩”说明中国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国家了。

　　我们的此次生产过剩是由于住房和汽车消费带动的，因此，我们只是称为生产过剩危机，而不称为经济危机。住房和汽车需求的上升，引出了本轮钢铁、水泥等的投资热潮，但对于住房和汽车的需求，是少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的需求，无法吸纳全社会的巨大产出。因此，汽车消费在去年就开始落潮，而住房今年1～10月已经低于平均投资增速，即使不受调控压抑，明后年也会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由于没有最终的需求在前面带动，始于2003年的投资周期大约会持续5年，当本轮投资周期结束时，巨大的产能开始集中释放的时候，全面的生产过剩危机就会不可避免地到来。我预计这个时间会是在2007年。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出现全面生产过剩，会有多严重？会持续多长时间？

　　王建：我认为，2006年并不是消耗产能的一年，而是准备“消耗产能过剩”政策的一年。中国政府对经济的主导能力与调动资源的能力，都大大强于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只要政府的反危机措施得当，危机发展的程度与持续时间，都会大大低于西方市场经济中的一般情况。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消耗这些过剩的产能或者说如何绕开生产过剩的危机？

　　王建：关键还是得溯本正源，对症下药。中国的生产过剩有着自己的特点，和西方国家普通的生产过剩不一样，西方国家的经济是有一定的周期，繁荣的时候繁荣，萧条的时候萧条，过剩的时候过剩。而我们现在是被住房和汽车这两个需求拉动起来的一股特别投资热的产业群，反过来说也只有这两个产品才能消耗过剩。

　　至于说所谓的“新农村建设”，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但对于产能消耗于事无补。就算用几年的时间把农村的消费拉到了和城市普通居民一致，农村居民也不去买汽车和住房，仅可能增加的家电消费产品，不足以消耗过剩的产能。

　　因此，还是要靠进一步解放住房和汽车的需求。比如在贷款按揭上给予变化。按照去年的统计资料，城市职工月收入3000的已经占到了城市居民的20%，也就是说，20%的家庭收入在6000元，给这些家庭一个宽松的按揭贷款，让他们买房买车。比如住房贷款将首付从现在的30%降到5%或者实行零首付，这样会有更多的家庭进入买房行列。或者是加大政府廉租屋建设，这样也能消耗大量的产能。

　　我认为，解决生产过剩危机的主要办法还是集中在货币政策上。一是要允许企业延长还款年限，目前中国的银行体系仍以国有为主，这一点应该容易做到。这样可以有效避免企业倒闭形成风潮。只要企业不倒闭，银行虽然在一段时间内的不良债权会增多，但不会出现大量坏账，危机就不会通过银行系统向全社会蔓延。二是如果银行不良债权的包袱太重，背不动，就要靠财政信用，为此要允许财政向央行透支或借款。三是如果危机期间大量企业倒闭，要允许商业银行及时发银行债以充实其资本金，避免由于大量坏账冲销资本金而引发的信贷收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