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多大的比率对未来进行贴现，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对全球变暖危害的估计。

　　根据估算，在当前的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下，全球变暖将对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并且这种破坏作用将在本世纪下半叶及未来一两百年凸显出来。 如此漫长的延迟效应，使得破坏程度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很明显，选择多大的比率对未来进行贴现，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对全球变暖危害的估计。

　　通常，我们在对未来效用进行贴现以及评价公共政策时，会对现世的福利赋予更高的权重，而对后代的福利打一个折扣。如果以政策分析中常用的3％作为贴现率，全球变暖对半个世纪之后福利影响的权重，只略高于对现世影响的四分之一；对一个世纪之后福利影响的权重，则只相当于对现世影响的十六分之一。事实上，在3％的贴现率下，权重将会每24年（约一代人的时间）减半一次。

　　这样的贴现对后代是否公平？近来广为流传的斯特恩报告就认为，这对我们的后代是不公平的。因此，这份递交给英国政府的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的研究报告，采用了一个接近于零的社会贴现率（“斯特恩报告”由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主持完成，对全球变暖可能的经济影响做出了评估。报告认为，到下世纪初，全球可能因气候变暖损失5％－20％的 showImg() ——编者注）。

　　不过，另一位在温室效应成本估算方面做了大量研究的专家——耶鲁大学的威廉诺德豪斯——使用的是3％的贴现率。诺德豪斯的研究表明，即使一个人对当代和后代的效用具有同等程度的关心，他也应该采用一个显著为正的贴现率，以反映长期资本回报、消费增长以及储蓄回报的影响。

　　假设，全球变暖给半个世纪后那一代人带来的福利损失相当于当时的2万亿美元，按3％的折现率贴现，这一损失在当前的价值约为5000亿美元；同时，当前在减少温室效应方面的投入，可以降低后世所受到的损害。如果通过大幅提高排放税、采用新技术等途径来完全消除温室气体的排放，其成本是8000亿美元，那么在3％的贴现率水平下，彻底的治理显然是划不来的。此时要让收益大于成本，贴现率取值至多为2％；如果要分析对更远的未来比如150年后的影响，贴现率的大小就更为关键了。“斯特恩报告”估算出的危害程度之所以远远超出诺德豪斯等的研究结果，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的计算采用了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贴现率。

　　使用一个能够反映资本报酬率的贴现率是有好处的。假设我们没有把8000亿美元花费在消除温室气体上，而将其投资于物质资本，并且资本的长期回报率为3％，那么，这些资本在50年后将积累到8000×1.0350亿美元，超过3万亿美元。因此，这种不把钱投入治理温室效应而用于资本投资的策略，对于后代来说是一种福利改进。

　　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如果这些资源不被投入治理温室气体，它们也不会被投资于其他造福后代的项目。这种情况不无可能。但应该看到，过去的150年里，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用收入、卫生、教育还是用其他重要标准来衡量，人们的生活水平都比前人有了巨大的改善。这种生活水平的提升，主要得益于先辈们为子孙后代所做的慷慨的储蓄和投资。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怀疑，家庭和社会行为中的这种基本倾向会在我们使用温室气体治理经费时发生改变呢？

　　换一个角度看，后来人也得益于过去150年中突飞猛进的技术进步，其中包括那些与环境相关的技术进步。过去20年，技术进步的速度并未减缓，相反甚至可能还加快了。而且，为了让后世子孙从技术进步中获益，家长和政府并没有减少留给后代的资本和教育机会；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

　　这种父母对子女和孙辈的行为，解释了对未来的收益和成本进行贴现的重要性。许多家长对子女的关心只会比对自己的关心更多，不会允许任何可能对子孙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形发生。但在他们考虑应为子女留下什么的时候，他们都意识到储蓄和教育会带来正回报。例如，如果他们花4万美元投资于孩子的教育，由于教育的高回报率，孩子所得到的将远高于4万美元。因此，家长们在评估自身行为给孩子带来的收益的时候，其实已经在进行贴现。

　　当然，即使采用3％的社会贴现率，温室气体问题仍不容忽视。最新的气候研究报告显示，当前的气候问题相当严重，灾难也许在未来50年或更短时间内就会爆发。但它也在暗示，150年后的后代的效用比现在的权重要低，400年后的情况更是如此。另外，常识也告诉我们，未来的技术水平，包括改善环境的技术，会比现在发达得多。考虑到这种种因素，采用一个显著为正的贴现率是较为适当的。■

　　作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为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